每当听到前苏联或者俄罗斯歌曲，总是突然会想到我心中的她——塔玛娜，你好吗？你在哪里？

    也许，这根本就是必然要被遗忘的往事；可是，我还是不经意间会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个在当时苏联萨拉托夫的女中学生。她的照片，单人、大二寸（那时，这样规格的照片，令我羡慕不已）。看见她照片的人，都会说你的塔玛娜太严肃了！的确，没有一丝笑容。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径直向前、两边嘴角微微翘起，给人正直、勇敢、坚定的感觉。我那时也是一名高中生，相形之下，觉得自己一副很幼稚的样子。

    记得是在1959年底抑或是1960年始，班主任、俄语女教师有一天上课时，兴冲冲地说，现在你们有个最好的学习机会，中苏两国高中生可以一对一地通信，我们班如下同学作为第一批参加......不久，班主任给我一封信，“这就是你的苏联朋友！”她说。同学们一下子围过来，抢着将这封信拆开，大家被信上漂亮的俄语书写吸引住了，同时，出现一张似乎与她17岁不那么相称的单人照片，“好像太成熟了”、“是不是共青团书记”、“同已经工作的人一样”，同学们议论。回家后，我反复看照片，想象她的生活、她的家庭。甚至，憧憬有一天在我从小就神往的例如莫斯科同她见面。

    从此，尽管每个月只通一封信，我每天都会牵挂这件事，日夜盼望着她的来信。渐渐班上这种通信越来越多，就像展开了一双双友谊的翅膀，把我们全班和塔玛娜所在的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要哪个同学接到回信，立即发出一片欢呼声，而最感到兴奋的就是等着寄来什么礼物，那大多是明信片、糖果纸、画片之类，只要有一样东西，我们便大呼小叫，兴奋不已。然后，对着俄语字典，尽快翻译出来，读给大家听。回信时，也是全班的事，有时，某个同学找到一篇什么，拿来叫写信的人参考。我记得自己就把当时我国出版的俄语杂志上关于“三面红旗”什么的抄了不少。

     塔玛娜几次通信后，能够按照我提供的中文单词，写几行如：亲爱的朋友陈仁川、收到你谦逊的礼物我非常高兴、你好吗等等。我知道了她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儿科医生；她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夫。她在不多的关于现实的描述中说，她和她的同学“知道不少中国的事情，知道武汉长江大桥......”塔玛娜给我寄的明信片，最让人羡慕的是一张上面有一个提书包的女学生，那个书包可以打开，随即出现一个折叠的克里米亚风景照片，成了我在同学间得以炫耀的礼物。

    她的信和每一件小礼物一直被保存得好好的，上大学后，曾经多次成为同学们欣赏的对象。那个年代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中国人始终对苏联人民有一种天生的好感。塔玛娜和我的通信中断，也许有当时的某种因素，可我坚持认为是由于我们都面临升学考试的缘故。不过，真正开始大学生活，恰恰是那个五年间（1960--1965），客观上已经不可能重温中、苏学生间的精神往来。然而，当时的中央戏剧学院偏偏还是有俄语课。因为，中国话剧无论剧本、表演基本上承袭苏联的一套。这正是自己心中仍然能够珍藏“我的塔玛娜”的原因。

    1965年9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甘肃。一年后，那个令世界颠倒的“革命”席卷一切角落，自己有幸被打成“反革命”切切实实地体验了一把现实的严酷性。结果，自己吓唬自己，将“我的塔玛娜”从书面上消失，那些紫色墨迹的漂亮的俄文信永远灰飞烟灭，我做了一生最愚蠢、最胆怯的事！值得庆幸的是，还是保存了她“表情严肃”的那张大二寸单人照片，面对我的懊恼她一定是用她那锐利的目光进行着拷问！

   “ 塔玛娜”——这其实在我的心中，是一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独有的苏联情结的符号，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没有也不可能中断这样的记忆。如今，当我问“塔玛娜，你好吗”，难道仅仅是问当年那个萨拉托夫的高中生吗？

    塔玛娜给我寄来单人照片，可是我并没有个人的相片，不得已只好将我和双胞胎弟弟的合影回赠，妙处是“双胞胎”算一个可以让人好奇的理由。那时中国的中学生无不囊中羞涩，仅寄一封信的邮资就需要将一个月所有能凑的钱全部投入。我曾瞒着家里，好些天不吃早点（武汉人无法回避的“过早”），只为了能够寄一封飞往异国的书信，有时候还能夹带一张画片邮票什么的，一切为了异国友谊呀！

         与我通信的苏联女友——萨拉托夫的高中生塔玛娜

    2010年底，央视举办中俄两地寻找亲人的活动，其中就有一对通过书信结识产生爱恋并相互等待达数十年之久的朋友。今天，我最感遗憾的是，文革时未能保留达玛娜的信件，唯感欣慰的是她那动人的俄文书写同那二寸单人照的形象都深深铭刻心底了。

   塔玛娜——我永远的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