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成年网络游戏消费问题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这项意见，为未成年人网络打赏退款相关事宜提供了法律维权依据。在此之后，未成年人维权情况究竟如何？孩子打赏花掉的钱，家长还要得回来吗？

　　广西宁明县的黄今(化名)16岁了。今年6月，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他通过微信、支付宝，一共给酷我音乐的主播打赏了69295元。他的家庭是贫困户，父母双文盲，家庭积蓄总共也就7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成年网络游戏消费问题增加。2020年第一季度，仅在江苏一省，消保委系统受理的未成年人网游类投诉就达到42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460%。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这项意见，为未成年人网络打赏退款相关事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维权依据。在此之后，未成年人维权情况究竟如何？打赏花掉的钱，还拿得回来吗？

　　偷偷打赏的7万，是打工半辈子的积蓄

　　“平台账号是小孩拿QQ注册的，最近取钱我突然发现银行卡余额变少了，让老板帮忙查消费记录才知道是儿子打赏主播、玩网络游戏花光的。”47岁的黄云高是黄今的父亲，得知儿子花了6万多元打赏主播后，好几天没吃下饭。他妻子此前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腰，落下终身残疾。一家人每月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

　　黄云高查询了5月、6月的转账数据，发现孩子在酷我音乐聚星直播平台上偷偷给主播充值了近7万元，等级显示为“公爵”。而这个等级，根据平台规则，需要花5万元买500万平台“金币”才能获得。在主播“广东妙妙求扶贫”账号下，他就刷了3.5万元，一度排到榜首位置。

　　“充值消费过程中没有实名认证，(上网)‘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黄云高投诉说。

　　无独有偶，河北石家庄的刘女士此前投诉称，12岁的儿子用她的手机看抖音直播， 4天内为5名抖音主播打赏了5万多元，此外还在3个游戏中充值了1.5万元。“加起来6万多元，这些钱是我们家一年的血汗钱。”刘女士说。刘女士12岁的儿子今年上初一，受疫情影响，学校采用网课教学，每天6点20分就要上在线早读课。为了孩子上网课方便，她把自己的手机给孩子使用。她提供的抖音直播间充值记录显示，从2月21日至24日，儿子给主播打赏多笔298元、518元、1598元，累计近5万元。

　　“我问他为什么给这名主播打赏这么多钱，他说那个主播在直播间里一直喊‘顶住顶住！还有几秒！快快快，刷刷刷’！”刘女士称，“他可能觉得输几个密码，钱就转过去了，都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亿，除了以往的演唱会直播、游戏直播等，各类学习、消费、泛娱乐直播趋于常态。大部分的直播软件均设置了打赏功能，用户可在平台花钱购买虚拟礼物，送给心仪的主播。

　　认证支付“开绿灯”，追偿“红灯”不断

　　江西张女士10岁的儿子在一款小游戏中充值了3590元。事后，张女士希望把钱追回来。“他们说未成年人可以退款，但要上传信息。但我提交资料已经花了一个多月。”张女士的儿子是在4月6日至10日充值的，到5月18日，游戏公司同意退款70%。

　　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意见》，为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形成的纠纷提供了明确解释。其中提到“限制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看到最高法规定说可以全额退款，我重新提起了申诉。”张女士对70%的退款结果并不满意，但游戏公司客服却告诉她，已经谈好的退款无法再次申请。

　　“我们要确定他在消费过程中是未成年充值，需要你们提供实质的证据。”酷我音乐的客服对黄云高说，“我们不排除他无意中记住了父亲的支付密码，但是需要证据。”

　　“你让我们怎么去找证据？在农村哪来的监控？”黄云高反问。

　　“你们可以通过任何合法的途径去找律师，我们支持司法维权。”客服告诉他。但去哪里起诉、如何起诉、如何找到律师，对这个贫困户来说都有一定的门槛。

　　斗鱼直播副总裁邓扬曾表示：“实际申诉过程中，未成年人身份的确认，是平台是否进行退款处理中最重要的一环。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大概率证实这个人是未成年人或者没有非常强势的反证证明你不是未成年人，我们可能会部分退款。”“未成年人打赏维权的关键问题在于证明打赏的人确实是未成年人而不是家长本人。毕竟，也存在家长打赏之后反悔却以孩子的名义要求退款的可能性。”湖南省法学会卫生法研究会理事王之宇说，根据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家长至少需要提供两种证据——一是证明打赏行为是由孩子独立完成，二是上述付费未经监护人同意。

　　“基于消费者相对游戏、直播平台而言的弱势地位，个人建议应由游戏、直播公司承担证明打赏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王之宇说，“这既是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与其颇丰的收益相匹配。这一举措更能倒逼相关公司落实平台登录实名制，提升对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调查报告》指出，针对9款手机游戏的调查发现，3款在“游客模式”下即可充值，9款游戏均可通过其他账号登录，实名认证流于形式，且未成年人充值退款流程复杂，仅两款游戏退款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海俊认为，最高法《意见》的出台，意味着相关工作已迈出了积极一步。但从长远来看，还需要想办法通过严格审核用户身份、控制登录时长、限制未成年人打赏等手段，从根源上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和盲目打赏问题。

　　解决问题不能光靠“法律法规”，家长也有责任

　　郑州的小宇被家长发现往游戏中充钱，向父母作出保证后，6月1日当天又充进去600多元。“爸妈虽然嘴上很生气，但并没有真对弟弟怎么样，妈妈还说为了不耽误他写作业，让我先去申诉把钱要回来。”小宇的姐姐说。

　　王之宇指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家长应当履行好作为监护人的引导与教育责任，帮助其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健康的消费习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在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问题上，企业不能含糊。但技术毕竟只是手段，不能彻底解决未成年人游戏沉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家庭关系、家庭教养模式等因素对未成年人网络打赏影响很大。

　　孙宏艳指出，家长应该对孩子接触网络持开放态度，建立良好的沟通，尽早做好消费教育和理财教育，同时也应该反思自己如何管理好钱财。

　　已有一些平台开始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区分未成年人用户。不过，直播行业人士李鹏(化名)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对成年用户来说“并不友好”，多一道支付确认环节，降低了这部分人的消费意愿，“成年人不消费了，这对平台的营收来说是个难题”。

　　“一方面，监护人要切实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义务，不能将自己应有的监管责任，推给企业和社会。”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另一方面，各平台要严格执行现行的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充值和打赏问题，司法部门除作出原则性的司法解释外，应尽快推出更加具体的证据认定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