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60—1965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工作，直到八十年代初因为出差太原、北京终于见到几位同学，总算了结几分夙愿。人生的朋友应该说开始于学校，离开后不要说依然有聊天的机会，连见一面都难。回忆往往让人失落，希望的种子则始终留在心底。八十年代初，这样的希望终于有了一点结果，同时也就有了难得的分别后相互的通信，其中都有值得珍惜和回味之处。

     1982.12.9 欣

     晚上终于同欣见面！在饭店一楼大厅，注视每个进来的女士，想象她十七年后该是什么样子？我与她在中戏不但同班还是同组，那时是困难时期，避免大集体活动，一切以小组为单位，每次开会、讨论都在我所在的宿舍。1964年昔阳社教，我们又在同一个大队驻队。见了本人，模样并没有刻下多少时光印记，随着谈话倒是感到她变得年轻更显中年女性风度。我们对大学往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这代人太可怜，正统教育让人固定在一个硬壳里，没有一点轻松、畅快，精神一直压抑；我们还是忍辱负重，应该是国家、社会最稳定的一层人。聊到11点，女服务员竟问我们是何许人？为什么一直在她们这里说话！

1982.12.12 六十年代大学生活题材

    在欣住处，她提出一起写“大学生活长篇小说”，正是我之想，回忆许多有个性的同学，关键是确立主题，而这恰是最困惑自己的问题。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学生活，至今说不清可以表现什么。我们是建国十七年也就是1949—1965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代，走出校门就参加社教、紧跟着便是“空前动荡的十年”，未曾真正工作已然成为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牺牲品”和革命的对象。欣谈了她自己许多不幸往事，“深深感到我们一代活得非常累，希望有纯洁的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个幻影，而那种正统教育不就是让我们产生幻影的吗？”

1983.2.4 收玉信

     回复：“这次见到不少同学，使出差变得有意义。印象最深刻是18年后（玉实际上1964年被批判后就提前离开学院）在北京一个工厂与你的见面，不能仅仅用心的颤栗形容，因为我们一代已不是相互怜悯、同情甚而共同表示愤懑，更多应该是思考及深深的悲剧感。个人命运、遭遇并不能看作只是个人的事，居高临下看自己和别人，才有沉重的历史感。的确，第一眼看见你，很难说清当时是什么感情，心酸、寒冷，首先想到一句话是：‘一个普通人的事情竟要以十八年的代价换取一个公正的认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早该埋葬，所感痛心的是，那个年代造成我们的绝对化思维，其恶果使年轻一代看人处事无不容易走极端，要求一个人不能沾一点点‘泥尘’（更遑论‘陷入泥潭’），否则一步不慎必将祸及终生。像过筛子似的，一次次在每个人（幸运儿、钻营者除外）身上筛了一遍又一遍，只为证明你有了‘污秽’，从而队伍又一次被‘纯洁’。今天我们才知道一个人虽然有两条腿，真要挺直腰板——顶天立地地迈开步子是何等艰难。但我相信这应该是‘乐观的悲剧’。你我尽管遭遇不同，本质上是同一代人，我不能忘怀的是你在挣扎中顽强学习日语，以善良、好心和认真踏实的工作赢得工厂同事们的信任。我深信唱罢血水中浸三次的‘磨难曲’，你一定有属于自己迟到的笑容。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恼，摆脱纠缠不清的梦魇吧，当我们再一次见面，理该多一点欢欣，多一些新鲜的生活内容。

     1983.1.8 与靖书

     给靖信：“这次来北京约稿，见到阔别十七年的同学，大家都平静地生活着，所思所想大同小异，带有一代人显而易见的共性。虽然经历十年动荡，生活却并非斑斓十色，我们的节奏与行程犹同早经装配的机器千声一调，个人之间的差异无非是各人对现实感觉多少不同而已。我们这批人作为不大，是性格缺陷抑或环境之过？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我们是否符合要求？回顾自己工作以来，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绝不参与是非之争，也从不踏领导之门寻求发展，结果人在家中坐，仍有风浪来。幸好天性乐观，别人看我总以为是一帆风顺。

   “有个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无一例外在文革开始时表现出最大的政治热情，现在感到文革之发生，其实与之前十七年愈来愈烈的‘左’有直接关系，好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83.1.9给萍信

    给萍信：“在大学，除了单纯、向上，也十分幼稚，每日囿于自我批判的环境，严肃地甚至感觉良好地消耗青春。当我第一眼看见玉，心上一阵寒冷，心灵创伤全部刻在她脸上了，让人感到其中的残酷性，随意排斥一个人很容易，这个人回到人的尊严和应有的地位就非常难；而当年那些可敬的、振振有词的老师，他们难道没有责任？大汪说：‘不知为什么老觉得我们这代人可怜可叹，不甘心又无所作为！’这位大个子倒是大彻大悟，凡事一乐。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也就是四零后），血气方刚又显平凡的一代，实质上本应该是中国的脊梁，却属于命运最差的（但比闯上五七年枪口的那一代幸运）一代。

1983.1.20 关于同代人

     欣来信：“......年前，一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同龄人来，谈起大学生活与我们同感，觉得那几年并不愉快，充满了阴郁。我们这代人受同样的教育、毕业后经历、感受、思想大同小异，的确有很多令人思考之处。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同代人，他们到处碰壁的事实，特别是自己一系列使人不得不思考的遭遇，使我产生写出六十年代大学生的愿望，可又觉得找不到该写什么、也就是想不清楚表达什么？既然这批人与今天的现实不协调，他们又是怎么被环境造成的呢？这些人几乎都比他们上代的和下代的大学生克己奉公、更具献身精神；对自己总是采取批判态度到了残酷程度，可近乎清教徒的修炼、用青春韶华换来的究竟是什么？！从小被抑制表现自我的本能——那被当作个人主义批判斥之为大逆不道的七情六欲，结果我们成了今天新一代眼中的不识时务的、不懂享受的可怜虫、应声虫。那么我们现在还要紧紧束缚自己吗？有了十七年的经历，理该对自己一代有理性的、清醒的认识，有可能像凭吊古战场那样冷静，具有哲理地回忆那布满阴影的大学五年。

   “说到男女之间，我们那时男女同学相处时多么的不自然、不正常啊，就那样，老师、学院还唯恐有伤风化，批判了多少人！就像玉，她不过是真正对一位她爱的老师表示了爱、因为表现了更强烈的人的感情最终被当时那个环境所唾弃。想到这些事，不能平静，我作为一个从纯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起就被不断异化的人，不能不悲叹现在的可怜形象，并且眼前常常有包括你我在内一代人的群像晃动。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可是那几年的做法正好相反，对学生中稍微带点人性色彩的东西极力扼杀，让人成为没有个人思维的驯服工具，而我们那时还为自己的改造沾沾自喜呢，这些无不贯穿于我们的大学生活......

    1983.1.24 正统与革新

     给欣回信：“你思考及深度给我启示，这些年的遭遇在你心灵深处激起波澜，这是真正的成熟，不幸之万幸。关于人、人性、人与环境，曾是自己从高中至大学整个青春期读哲学考虑的问题，以致毕业‘清理思想’时，自我批判说这一切导致我‘日益加剧的小资情调及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们这一代思想实质是自觉的正统派，与老一辈并无明显区别；可悲的是，我们生活越正统，道路却越来越狭窄。张志新的思想、言行可说是我们的代表，结果很快被遗忘，只有小草记住她！一切观念的革新，只有伴随经济变革及性意识的变化而发生。过去的运动那么多，其实人自身真正属于人性的变化并不多。现在，农村一个‘包’字、一个‘富’字，城市一个‘砸’铁饭碗，人的本性才‘活’起来。为了个人切身利益，思想解放了，意识到路就在脚下，必须奋斗创造新的生活！一个人之所以夹了尾巴，低声下气或攀附权贵、或入党升官，不择手段......不都是为了保住那个‘铁饭碗’？如今经济变革普遍而具体，人们的意识不知不觉地随之而变，我们自己也如此，对此许多人还没有觉察。

    “大学五年与当时社会一样凝固僵化，唯上唯书、两个凡是、阶级斗争、一分为二（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左与右，非此即彼绝对化）等等渗透到血液、言行，这种悲剧性的生活道路及由此结构的人与人关系，揭露得越深刻越有价值。如何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写人的命运，主题就是:‘原来我是人’。最近看了话剧《西去的驼铃声》，问作者：‘现在能不能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写人？’他笑了，‘不好说’。但这局面正随着经济以个体为主体的改革而改变，然而逝去的不应该让人从中反省点什么吗？我们自己那可爱的迂腐、可敬的执著啊，在自己所能理解的那个时代里，充满朝气、正气、生命力、奋发向上，后来不可避免地卷入那场动荡，酿成‘乐观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崇信理想、信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成为社会最稳定的一层人。

    “关于‘性’，过去羞于启齿，即使躲躲闪闪地议论，也被视为洪水猛兽；与今日‘无性不开席’、‘无性不开戏’真有隔世之感！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人性，也只能出现在一定的改变环境的努力中。人在一切时候都能不掩饰自我该有多好啊，民主的一个含义，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真实地自由地表现人自己的本来面貌？

1983.3.22 主观能动精神

     给欣信：“......许多事须随遇而安，涉及个人命运的就要奋力而争，生活虽然费人思索，不少时候还是在于主观发挥的能动精神。时时想念你，希望尽快改变独处的日子，让不幸在新的环境中抚平，现实里可信赖的人还是多的。人的相互适应能力很强，从美学角度说，人总是渴于在外部世界找寻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东西，也总是积极地要在外化中看到个人创造性的足迹。重建家庭，不应单以世俗观念衡量，这首先也是人的社会性本能的追求。我由衷期待你的好消息。

   “我们显然对自己曾处的现状与历史，有愚昧和扭曲的理解。我们抱着五十年代的天真和热情拥抱六十年代，奇怪的是到了八十年代也还是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天真和热情，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窗外飘雪了，让人产生纯洁的暇想，美是主观的，心情有了好转时，尽快来信吧！、

   【附言】 现实需要怎样的人

    走出大学十七年矣，不过是将人的本性成型与潜在的都放在社会冲击中，寻找适于生存的归宿而已。现实到底需要怎样的人？哪些人又最活跃于时？想找一点六十年代上叶的快乐往事是这么困难，大学五年几乎没有让人非常愉快、有趣的回忆，有的只是“修道院式的”改造，而改造者——老师们又如何？他们用五十年代的正统教化六十年代，因此看“文革”并不是偶然的，按全部教育与社会影响的结果，青年必然要“响应号召”走向社会，以为这是冲破“束缚”，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被解放”的痛快，一次压抑至深挣脱“镣铐”的自由发泄。                                                                                         2008.12.12                                                                                             1983.12.31“十七年”

    1966年，我们这代人忽然被社会轻视为“十七年最后的牺牲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殉葬品”，委屈、气愤，后来整整十年不甘做“革命的对象”而坚持“战斗”，这个时期常常思考：我们这一代多少涂上了的悲剧色彩。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建国伊始刚刚上小学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就是“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秋，应该完全是党的教育，同时与历次政治运动戚息相关，虽然大多未亲身经历也间接参与和感知那种时代气氛，但有不少人还成为“运动”中的受害者。这代人总的说充满理想、朝气、活力，唯恐落伍被时代抛弃，廉价盲目的乐观自信、空洞泛泛的政治言辞和起伏不定的激情，一切好像都在灿烂的阳光下，渴望友谊、为初恋激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为实际上我们以为经历着“蓬勃向上”之时，已经沉淀和积累了不可预测的灾难和动荡，这就决定了我们一代人的可悲处境。那么今后的我们又会被塑造成怎样的社会形象？而我们在其间为塑造及改变形象作什么样的努力呢？

【后记】关于八十年代

     1982年在山西见到分别17年的同窗好友欣，回来后，我们通信议论1960—1965年大学生活，然而后来谁都没有去写那段沉重的生活，1966年前的那一代大学生应该是最尴尬的一代。如今，已有同学鲲、魁、龄、宏先于我而去，在那一代人全部向社会“谢幕”后，不知今天还一息尚存的大家对往事都作何种感想？2000年学院五十周年，仅不到一半同学见面，令人感叹的是没有谁谈及那5年朝夕相处的日子！！

     八十年代是个值得关注的年代，中国后来的变化就孕育其间。1980年底，我由干部下放地重新回到省上，1969年底下去时是1个人；12年后回来的却是两代4个人。来不及反思十七年和“动荡十年”，急于做事，没有一丝杂念。八十年代的的确确是中国人奋发图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开始，应该说是我们四零后一代脚踏实地干事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