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费强，活着时无论怎样淘气、无知，都不会出名。从10多米高的空中活活摔死之后，不但在他生活过的兰州，连外地都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费强”这个名字。自然，这绝不像具有轰动效应的歌星“费翔”的名字，迷人而动情。对初中生费强，人们因他感到一种难言的激愤，“费强”二字似乎成了金城人为之蒙羞的象征。

    悬吊空中达四五个小时的费强，最后一句话是：“爸！你来了吗?”这声音自然又绝没有费翔的歌喉那种美妙，它可悲可怕，简直撕心裂肺，是呐喊社会良知的悲泣。所幸的是费强没有被摔向太空，叫人干脆不识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中学生：他终于是被冷漠无情的“鞭子”狠狠地抽到人间，这才引起了社会的震动。

    社会还有公正，一时间，舆论大哗，费强之死变成一长串惊叹号、问号，同时，提出一个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如果，面对歹徒的匕首或者掉进冰窟的少儿，见义勇为者需以鲜血乃至生命作拼搏的代价，那么，避免费强的悲剧大可不必付出很大的代价，更无须因万一牺牲之类的问题犹豫不决。费强爬上缆车后，只要有救人于危难的一点热心就足以采取应急措施。结果，近乎“举手之劳”的行动都一一被工作人员拒绝了，冷漠到了冷酷，无情到了残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们不禁由此及彼联想到从严重到费强式的生死关头，到轻微琐小如生活中需要他人和社会关心、扶助、支持、协作的诸多事务，自己对别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于是，在强烈谴责道德“滑坡”的同时，反躬自问在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者身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几丝影子？倘若，费强侥幸地被救，是不是天下顿时就处处鲜花似锦，人人相爱至亲？

    费强之死虽有偶然性，就社会现象而言绝非偶然。不知是谁发明“疲软”这个名词，用于形容市场不景气真是奇妙；但似乎又可借来描绘社会存在的某种现象，且名之曰“社会疲软症”。患了这种“病”，只见人际间缺乏向上的推进力和凝聚力，到处可见疲惫懒散的现象，人们处事消极软弱，相互淡然处之，各人只顾自家过日子。在机关、团体，许多地方一潭死水，没有活力，不少干部甚至到了懒得议论的程度。这种社会疲软症，人们感觉其存在，又有点不识其所以然。沾染“疲软病”，不思治疗，又任其泛滥，这时别说一个费强，就是于众目睽睽，再有一个大费强或老费强或女费强从半空行将摔下，又待如何？！细思之，平时，有多少本该按章办理的事只要去做就不知有多困难，诸如购买车船票、寄领汇款包裹、办理幼儿入托手续、求医看病排队挂号无不叫人伤神，更不用说，那些一一要从“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地方办事的艰难。如果，生活本身就从小处、从眼前，在人与人之间就充满温暖、关心、友爱、互助。人们不是疲疲沓沓；而是虎虎有生气。不是软弱消极；而是坚强向上。那么，费强还能被无情的冷漠置于死地么？！

    【附言】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当时发生的“费翔事件”写的评论，过去了三十多年，“社会疲软症”消失了吗？这个足以考察社会与人性状态的问题，不仅存在且在某些时候某些人中蔓延，实在令人深思！进入新世纪，所有人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导致的、连续三年仍未停止的“疫情”所席卷，其间出现多少与“人民至上”、“动态清零”相悖的现象。一些本来为了“救命”而出现的“检测核酸”的公司，竟然为获取暴利而造假“阴”假“阳”，使得许多地方疫情没完没了。利益集团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不惜大发“国难财”，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残酷的冷漠从“资本”层面，暴露出另一类人极端邪恶的嘴脸，致使广大群众仿佛也如悬空的“费翔”。人性，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经受着更加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