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从街道上走过，见一超市搞庆典活动，门前摆了几个立式大花篮，花篮里没有花朵，放的是用枣红色缎子布料包着的塑料麦穗。望着这久违的麦穗，我的心底起了波澜，我的大脑里觉得诧异，昔日里寻常不过的庄稼，而今成了装饰品，隆重地登场大型活动中，被摆放在显赫的位置上。金色的麦穗啊，你让我一阵目眩，你勾起了我无尽的遐思。麦田啊，麦田！那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地方，麦收的季节，那个让我难以忘怀的时光，一起涌向心头。回想起那个时刻，我挥汗如雨地劳作，记忆的大门打开了，往昔的旧事拨动了我的神经，一件件难以忘怀的往事，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自幼生长在乡村，印象中的农历五月间，躲在麦田里的鹌鹑不停地啼鸣。布谷鸟在远处的山岭上，东叫几声，西叫几声，告诉人们麦子要开镰了。这时老队长带着村里几位当家人，上到村里的制高点寺坡塬上，观察队里的麦田。查看哪一块可以开镰了，哪一块还有点屈。望着丰收的景象，人称“活阎王”的老队长，炭色的脸上挂着少见的笑容，骄阳下，汗珠子顺着他的腮帮子往下淌。

大约七八岁时，我就能挥舞着镰刀，和父辈们一起，光着膀子、撅着屁股、头顶炎炎烈日，埋头割麦子。那时，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劳动效率不高，但是老队长认为添个蛤蟆四两劲，割一把就少一把，割一镰就少一镰，也支持我们加入到割麦的队伍里，只是工分少得可怜，每天只记三分工。到了十来岁时，我割麦的水平与技巧已相当娴熟了，这时队里割麦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出工时，队长嘶哑的声音呼叫我们，给我们指派具体的任务。

当年学校的假期是随农事而定，有春忙假、夏忙假和秋忙假，暑假与寒假印象反而不深。

在那个年代，公社的书记骑着自行车下乡查看麦收情况，他来到打麦场，从社员手里接过三股桑木杈，和社员一起挑麦秸往麦秸垛上堆。有时也撮几粒麦子放在口里咬咬，查看麦子的品质。当时公社的其他干部与临时抽调的供销社职工，驻在生产队里，催促麦收，他们轮流在社员家里吃饭，付给社员粮票与现金。

大集体时的收麦季节，村子里的气氛很紧张，抢收、抢种，男女老少急吼吼的。割麦的、背麦梱子的、拾麦穗的、碾场的、扬场的，紧张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直到麦子被老犍牛拖着碌碡碾净，又被几个壮劳力扬过场，妇女们又用簸箕簸净，堆放在打麦场里，社员们累得像被抽了筋一样，靠在麦秸集上打起了鼾声。这时只有不知疲倦的小孩子们，身披晚霞的余晖，赤足在光洁的打麦场里玩耍，那是孩子们最愜意的时刻。

收下的麦子被担到一光洁的小场里晾晒，由保管员看守。那个保管员个子不高，像只瘦猴。他坐在大榆树下，不停地驱赶一群贪吃的老母鸡，咒骂这一群老母鸡比四类分子还坏，赶都赶不走。

麦子夜间被堆起，盖上苇席，由四个民兵看守。为了不影响农活，分麦子大都选择在夜晚。一张木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罩子灯，桌子边坐着留着分发头的会计，他趾高气扬地念账本上一户一户主人的名字，分麦的斤数。记得当时队里有姓马的单身男子，他力大如牛，食量惊人，干活一个人顶几个人。因为人口少，分的麦子就少，所以轮到给他称麦时，老队长就吆喝给他多装几锨。

我居住的生产队，能种麦的土地多一些，年成好一点，人均可分到九十多斤的麦子。就是这可怜的几十斤麦子，惹得邻村的姑娘红着脸来打听，想到这个村里寻婆家。

随后，生产队卖了俩大犍牛，买来一台脱粒机、一台柴油机。到了麦收季节，柴油机被固定在打麦场里，套上皮带，连着脱粒机。那台脱粒机像怪兽一样张着大口，几个健壮的男社员抱着麦秸连续不停地往那张大口里塞，脱粒机来者不拒，把麦秸在肚子里轧了一圈，又吐了出来，喷出的麦粒像橡皮子弹，打在人身上让人觉得发麻。在麦场里劳作的人们配合严密，轮番操作，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歇，效率比用牛碾场不知高了多少倍。那些操作机器脱粒麦子的人，弄得灰头灰脸，吐出的痰像溶化的沥青，赤裸着的膀子上汗流浃背，身上凝固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连爬在背上蛰人的牛虻也顾不得驱赶。

高强度的劳作，没日没夜不休息，连最强壮的汉子也受不了。下了工，他们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里，端起一大钵子凉面，就着土豆丝，再拿来几疙瘩蒜，呼噜呼噜吞下，碗一丢，往苇席上一躺，无需催眠，睡的死死的，就进入了梦乡。

不久，实行了土地联产责任制，土地又分到农民手里，农民种麦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种麦的面积空前扩大，连以往只种早秋的饲料地也种上小麦。加上化肥无节制的使用，那几年雨水也特别顺人意，小麦的产量如着了魔一样成倍增长，这时割麦打麦就更加劳累。

在这个时光，我已在官坡中学教书。每到了麦忙假，就回家下田割麦子。因为是给自家割麦子，就特别地卖力。几块面积不等、地形不同的麦田割完，背到打麦场里，打麦场里一家一户的麦梱子堆了一堆又一堆。当时生产队里有两个打麦场，分别叫上场与下场，人们约定以杨树沟渠为界，分别使用上场与下场，我家使用的是上场。队里只有一台脱粒机，一台柴油机，还是生产队的遗产，大家约定上下场各用一天一夜。使用机器脱粒麦子，一家一户的劳力很难独立完成，就只能自由结合，互相配合才可以。开始打麦子了，只要柴油机“突-突-突”一响起来、人们就开始按照提前先来后到占据的位置，不分昼夜打麦子。一家打完，紧接着下一家，累得大家连喘息的空闲都没有。到了最后，人们累得跟脑死亡了一般，只是手脚在机械地运动，不断地跟着节奏重复着抱麦梱子、擩麦捆、揽麦子，用桑木杈挑麦秸，再往垛上垛。人们的眼皮子像坠了磨扇子一样沉，睁不开了。一阵风吹来，就能把人刮倒。到了最后，大家实在受不了，就在心里骂道，狗日的柴油机咋不坏呢，坏了让人歇一会。在燥热的空气中，在滚滚的粉尘里，人们精疲力竭地劳累着，喉咙干得冒烟，机械地忙碌着，直到把所有的麦子打完。

累归累，望着堆在屋里比生产队分得多几倍的小麦堆，心里格外地充实。我向妻子提议，以后是否可以吃纯麦面馍，纯麦面面条？谁知她坚决反对，说咱家的麦子不是最多的，可不敢带这个头。

这以后，村里通了电，大多数农户购买了小型脱粒机，麦子在各自的小院里打，以前的打麦场被遗弃了。机器的广泛使用，劳动的强度不那么大了。连续几年的丰收，户户都存了不少麦子，人们偷偷地在家里吃纯麦面馍，后来也像公社干部一样，一天吃两顿细粮，到后来就公开吃。人们端着碗坐在一起，手工擀的捞面装在大钵子里，浇上蒜汁子，觉得香啊！这是农民在尽情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说起吃麦面条，还有一件难忘的事。记得在七十年代，有一次队里开忆苦思甜会，早饭是忆苦饭，一大铁锅的玉米面粥里煮着野菜，每人两碗，然后是几个老头老太太痛哭流涕地忆苦。午饭是思甜饭，每人发了一个半斤麦面蒸的糖包馍。人们领了馍回家，碰见了我的外公宋铁匠，就说：“老宋，又去打铁了？今天的糖包馍你可没吃上。”我的外公说：“不用了，我今天吃的是麦面捞面，面条太筋道了，我用嘴一吸甩到脸帮子上，把脸帮子打得生疼。”人们把我外公的话汇报给支书，支书就组织开我外公的批斗会，连批了几天才过关。

记不清何时起，市场上卖的麦面又细又白，远比当地的磨面机磨的麦面品质好。人们就自己不磨麦了，拿小麦换面粉。再后来又说种小麦不划算，村子里种小麦的人少了，又过了几年，没人种小麦了，麦田在村里不复存在，绝迹了。麦田啊，麦田！成了留在大脑中的记忆。村子里的居民改种比较省力的玉米，或者把土地流转出去栽种烟叶。

时至今日，我也离开了乡村，漂泊于城市，蜗居于斗室。也像城市人一样，提着篮子去超市购物，大多买的是生活必需的用品，频繁地拿着钱去买赖以生存的食品。这时我觉得钱就是我手中的镰刀，尽管这把镰刀在日益增长的物价面前显得不够锋利，但也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偶尔我也去公园里晃悠，曾遇见一位大姐，站在公园的树荫下，抡着巴掌不停地拍打她身上的赘肉。我的脑子就突发奇想，昔日的麦田不就是减肥的最好去处，繁忙的麦收季节的劳累就是治疗肥胖、治疗失眠的良药吗？

而今，人们餐桌上摆放的食品无比丰盛，与昔日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但是小麦还是主角。我觉得再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小麦也不会退出人类的食谱。现在的人就是这样，比如，电视的频道越多，节目越丰富，人们就越挑剔，觉得没有好节目看。餐桌上的菜肴越多，越觉得没味口，拿着筷子不知道往哪里伸。如果仅用金钱来衡量餐桌上食品的价值，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倒掉不合口味的食物，丢弃过期的剩余的食品，只有真正在农田里挥洒过汗水的人，才知道这些食物来的是何等的艰辛，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又回想起麦田。麦田啊，麦田！你离我渐行渐远，远得如一团梦。

闲下来我在遐想，现在农村里的人还能经受得了昔日麦田的那种磨难吗？当我行走在故乡，见到最多的是白发老者。他们对割麦的活还能凑合，但是去背像牛一样大的麦梱肯定背不动了，打麦场里那种火热的场面，他们也已力不从心了。还有昔日同男子一样在麦田里挥洒汗水的妇女，还有当年吃苦耐劳的勇气吗？现在的妇女借助化妆品的强大威力，已把自己修饰到可以与明星乱真的地步，再去火热的麦田，在烈日的暴晒下，在燥热的空气摧残下，不出半天定会被打出原形，还有人愿意往麦田里去吗？再说我们的儿孙，稚嫩的小手还能拿动得起那把镰刀吗？

想到这里，我的心揪得越来越高，腹中酸心的泪水欲往出溢，我巴不得眼前再有一块成熟的麦田，让我再挥舞着镰刀扑上去，热火朝天、大汗淋沥地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