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现存剧本中，写包公断案有十个之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包公戏。也许因为包拯活动的年代距离元代较近，他在民间的影响过于深远；或是因为借用前朝一位家喻户晓的清官，有利于平冤昭雪，惩处豪强，元代公案戏才多以北宋“铁面包爷”当主角，使这些公案戏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要求公正执法的呼唤力。

    人民从来反感和惧怕封建统治者的特权和他们的“刑外之刑”、“法外之法”，如《陈州粜米》中小衙内有勅赐的“紫金锤”；但包公戏中却又幻想清正廉洁的官吏断案，也有“刑外之刑”、“法外之法”，与之针锋相对，让正义战胜邪恶。因此，包公每上场必称自己有“勅赐势劍金牌”、“铜铡”，可“先斩后奏”。元代以后，包公戏发展出“龙、虎、狗”三品铡刀。不过，元代公案戏的包公断案，并不简单地依靠“勅赐”、“刑外之刑”、“法外之法”，剧作者是懂得应该怎样刻画包公的。

    首先是表现包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判断。有时，为了悉知民意，不顾官体之尊，他扮成“庄稼老儿”私访，甚至给一个卖唱妓女牵毛馿（《陈州粜米》）；其次，写包公善于抓住全案关键，机智地真正地与罪犯周旋，直到抓住确凿的人证、物证，元剧中的清官破案，突出一个“智”字，固然反映了民冤难伸、权贵难斗的社会面貌；也说明司法审判中实际存在的复杂性。以“智”取胜，不只加强戏剧本身的曲折性，同时大大增加了演出的娱乐性。其间，还显示了剧作家对包拯式的理想人物赋予的感情色彩，戏中将“鲁斋郎”奇妙地改成“鱼齐即”，宣判一个恶棍的死刑，其矛头实质还指向庇护鲁斋郎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化身。用石灰画圈，让两个女人一起使劲拽出圈内的孩子，判断谁是真正的母亲，这已不是找到物证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估量，用二者必居其一的方法识别真伪。这一切，正是元剧中展开的复杂多变的审判活动；第三，包公审案，他同样是位思想感情都很活跃的人。对都争着承认自己打死恶霸葛彪的王家三兄弟，他有一个反复推敲、深化认识的过程，其间亦不乏风趣，王氏多次骂他是“葫芦提”（糊涂官），他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三勘蝴蝶梦》）。上陈州出害前，他同样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联想到古之直臣皆屈死，看自己不过是官场倾轧的“漏网鱼”，还不如“及早归山”。当他听到刘衙内的子、婿在陈州鱼肉百姓、干尽坏事，立刻又表示偏要“和那有势力的官人每卯酉”。这些戏，还注意到了包公同受害群众感情的共鸣，显示其审案的决心乃感于民众的不平之声。

    元代公案戏中的包公，“明如镜，清如水”，不是概念化的结论。依据对封建官场的认识和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元代戏剧家为后世雕出了古代公正执法者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