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收到大量来稿，其中名为“迭部要案“”令人思考，作者没有正面叙述全案来龙去脉，他也是走“自己的路”。抓住富有戏剧性的匿名信报案展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内容，先写掩饰惊恐而大肆做作的县工商局长王正明的丑态；从而引出一位处世真诚的老局长，他曾是那么可爱而执著地做作伯乐，后来还是一身正气否定那匹“千里马”。老局长痛苦的选择“匿名”举报方式，深刻地表现了唱一曲正气歌的难度。文中另一位有趣的、谜一样的人物，即坚决辞官、悠然一时的原县检察长，更是案例报道少见的正面形象。作者深悟此中奥秘，指出无论在历史或现实中，有的人被迫“采菊东篱”，依然胸存“猛志”，其“悠然”仅是保护性的退却，到时候还会为国家为人民为真理拼搏。这在深层次揭示了反贪污贿赂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尽管现实人与人、人与现实关系往往千丝万缕地复杂联系着是与非、个人的利害关系都具体地摆在你的选择中，如何依然唱出正气歌，每个人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正直的人还是会不忘国家、人民的利益，坚持自己的选择！

    检察官在无形的阵地战斗，乐而忘疲，这些足以告诉人们一句话：这世界，还是要唱正气歌。

   （附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中院看复查卷，以已故检察长陈守谦当时是如何平反冤案错案为由。历史提供了这样一个世人鲜知的角落，一群世俗者的命运在强制性专政的控制下被决定。陈守谦等执法者活动于斯，在力所能及的空间（政治的、时代的、意志决定的）范围，体现自己的良知。中国现代冤错案是怎样产生的？1、历史系教授张某亮案、彭某琪案、李某华案、文革1.20山某、苏某等现行反革命案，皆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张某亮，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以“思想犯”枪毙，在社会主义中国可能并不多见。李某华系主任医师，竟与出身联系医疗事故判死刑。我想不出他们临死前想了什么，只感觉心酸。张某亮卷中看见的是一个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匍匐爬行的人，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忏悔、克制和改造自己的一个可怜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又像许多人一样，不停地积极地拥护一切革命潮流和历次运动。其言辞不可谓不进步，并严苛地要求家人无条件地追随社会主流。他和类似他的一类人，甚至为了追求认识阶级斗争的真谛，为一个个学术、理论问题不胜其烦地探讨，反反复复告诫自己切不可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率真地相信上面说的一切，唯恐跟不上形势。张在最后时刻，还训诫狱外的妻子，要懂得革命、阶级等，令人思之费解；2、杨、殷流氓案。司法上的错案，关键往往在第一步，预审中存在逼供信，一般轻信女方证词，所谓三只狼与一只羊处一室，岂有不吃羊的道理。有罪推定，再加动刑，尽管交代明显有漏洞，仍执意定性，执意判决。审案中，办案人员居然用圆珠笔在照片上制造伤痕，用以定强奸案；3、李、何、徐轮奸案，对罪错判断失误，属于事出有因，畸轻畸重，此罪为彼罪，定错为罪。二人追逐一女，拉扯时被抓获。认为是强奸未遂，理由是此女如果被拉走，后果如何？陈守谦斥为心证推定。后以流氓罪定也重，实为公安处罚对象。因是当场抓获，否则这类事就是报案也无人问津；4、沈案，内容属于隐私，当事人不说根本无人知道，也是判得过重。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看，张、沈二案最有认识价值。张案将社会变态（当时则属常态）聚光，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个人至当时各方人物，均已变形。社会不容说真话，思想没有自由，不许人之为人。而这个“人”，自己也认为不是“人”，最后坚持自己“罪该万死”；沈案是人生极隐秘的一角，是一群有亲属关系的人多年的情结。一当公开，听来大奇。内在依据，仍振振有词。大姐夫在老婆娘家颇得人缘，大姐却一直被三个妹妹反感，都站在大姐夫一边并都有了感情与性。事情败露于妻弟的检举，一个妹妹自杀暴露不可告人的家庭秘密，但这则是社会绝对不可容忍的丑恶。从大姐夫的书信看，妹之情发展到欲取代其大姐的程度。这段如同野史的家庭内幕，发生在一切皆走极端的文革期间，让人看到不论外面怎么剧变、动荡，都不能消除家庭内部或某个角落、某些人的一隅发生性的骚动。当社会走上形形色色、扎扎实实的思想和政治上走过场，人们不得不为之的形式主义泛滥，上述内容反而实实在在占领人们的感情和欲望，过场背后的人生与表面服从的统一，这是最大的荒唐，最大的笑剧。中国人许多时候，用“难得糊涂”来掩盖或揶揄自己的行为，正是一种深层的精神危机，如果还不以为然，则潜伏更大的危机。

    我联想到，某些号称人民公仆者，不就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着化公为私、索贿受贿、白吃白拿；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任人唯亲，妒贤嫉能；或有禁不止，我行我素等等，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愈刮愈烈。古人形容这类人乃尸位素餐，他们如此就是因为占据“尸位”，与“人民公仆”根本名不副实。如何有效地监督和真正清除这类败坏世风、祸害百姓的“公仆”呢？似乎还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要揭去名不副实的面具，恐怕真的需要费些时日和精力！

    这世界，还是要唱正气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