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论怎么繁闹的地方，总能发现静悄悄的、仿佛绝不被熙攘人群所动容的角落。首都王府井摄影展出窗前，上海外滩“爱情”墙边，市区街头书摊上，巷口一副副台球桌旁，人们总是各得其所，懂得寻觅消遣时光的目标。到了西宁，当我驻足大什字张望时，很快注意到市中心最大的邮局一侧，沿墙有七八位男人，不动声色、静坐于小凳上，各自身边同样都放着一只静静的、像是极大耐心象征的小凳，他们每人身后靠着一块纸板，上面工整地写着“代写民事刑事诉状、书信”。这些人似乎甘愿置身浮动的人流之外，全然没有招揽顾客的样子。

   然而，他们稳稳地坐在那里如同树桩，显得分外自信，他们清楚这个世界需要一切与生计相关的职业。那只虚位以待的小凳，果然不时便有投诉或者求告者入座，那多半是来自农村和基层的人。我静静地立在他们身后，听见双方是那么轻言细语而毫不倦怠，接着见到当场完成的“作品”——诉状或者书信，使人生出很强的好奇。这些面对大庭广众的书写者，的确没有被人遗忘，他们恰恰是以自己特有的职业“磁石”，吸引着必然要被其吸引的那些公民。前来投诉的人都急切地跳出涌动的人流，然后将内心的苦楚、困惑与希冀，毫无保留地向素未平生的“刀笔先生”倾吐。

    “你这叫什么职业？”我问。

    “不怕你笑话，这在旧时叫‘讼师’，可比不得‘宋士杰’，他出头露脸，我只写状子。”说话人，一对精神十足的眼睛、五十多岁。听我来自甘肃，又是报社的，坦率地讲了下面的话：“干这行，这里多的时候有十多人，不用找谁登记，拣空坐下就算开张。没有人收税或找麻烦。在这最早的人来了有十多年，我已经八年了。为什么都摆在一起？大十字本身就是大招牌，省里人都知道这儿有人写状子，往别处摆，怪，准没人信你。我也是甘肃人，师范毕业后，不久被打成右派，往后的事，曲折大了，没办法才上这儿混口饭吃。一月挣多少？除掉吃住用的，落个二百元吧。嘿，去年冬天，回家乡盖了五间瓦房，给儿子订了亲。我虽是代笔，也不是见啥就写，只图挣钱，没道理的没必要打官司的就劝回去，不要花冤枉钱。打官司得占理，要合法。这几年嘛？法院多的判得准，申诉的少了......”

     在西宁短暂的几天，三次到我称之为今日“讼师”面前。有一位一眼可知是河南人，笔底很流利，他代一农民写求购机电配件的信；又替一回民老汉写申诉，我有意问：“您（回民老汉）为儿子申诉，不害怕吗？”河南“讼师”先笑了，老汉理直气壮地说：“不怕！法律有规定，申诉不加刑。”我又问：“你儿子一共判七年，已经坐了四年牢，表现好又减了一年，眼看快出来，申诉能有结果？”老汉不以为然地：“我有理还不申诉？！”另一年轻“讼师”对我说他自己：“高中毕业后，自学法律，平时就喜欢帮人写状子，所以干脆上这来”。我翻了翻他随身带的吉林出版社出的《刑法教程》，里面多处用钢笔勾画重点。这时，一位因工伤装上假腿的老矿工，懊恼而焦虑地向年轻“刀笔”说：“那个混蛋出狱后找我，说只要凑够两千元，就有办法让我儿子提前释放。做老人的心软哪，我到处借钱，他拿了钱一去不见面，告他诈骗，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年轻人痛快地回答：“你的官司准赢，因为你有人证”。老矿工点点头，眼角渗出泪水。

   这些人是未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律师”，他们都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开始静坐街头，每天写些什么，有谁感激地请求帮助......恐怕是在车水马龙、日复一日的喧闹声中的人们不曾想过的问题，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讼师”们的情绪，也许正是不被注目才使他们如此心安理得。繁华的社会生活，并不能淹没实际存在的越来越多的诉讼，这大约是他们能够静悄悄地、不觉寂寞地迎接每一天到来的奥秘。 1988.9.2 

   （附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甘肃法制导报和青海法制报在西宁座谈，双方介绍情况；同时青海同行还安排去青海湖观光。但我没有参加，心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应该了解点社情，便随意独自采访了一个婚姻介绍所、一所学校。走在街上，希望从看似平常的现象中找到新闻点，结果被一种像是默默无闻的地摊吸引，就是上面所写的今日“讼师”。一般群众，有了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疑惑，往往并不找挂牌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通常以方便的方式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就是为他们代写诉状或者什么书信，这在当时似乎带有一种普遍性。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以及当场由“讼师”写后读给求助者听，而且常常会听到连连的感谢，引起我特别的兴趣，“法”在这里静悄悄地流动，而这却往往被人们尤其是领导和某些部门忽视。我在那里与他们交谈受到很大的启发，老百姓需要这样的悄无声息的有效的服务，而这一切在专业者的眼里似乎不以为然，有的人更看不起这类法律服务。从青海回来，写了上面的采访，多年未去西宁了，不知道今日“讼师”这样的地摊还在不在？  202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