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活跃着许许多多的人，也发生着许许多多的事。如今提及往事，其实绝大多数都忘却了，在茫茫人海你是谁？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也会轻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仍然活着的一天，往往不经意间忆及一些曾经鲜活有趣的实际早已灰飞烟灭的人和事，这是经常可能发生的。

    例如我的同事刘益民，从农村来到兰州，居然走进省文化局的大门，堂而皇之地当上“收发”，每天唯他第一个看到满是“红色”的多种报纸杂志，但谁能想到“收发”竟是拥有成堆“豆腐块”文章的大作者，而且敢于自称为“杂家”，因为他的“地位”不可能引起“红袖章”们注意，搞什么“派”似乎都与他无关。结果，全局上下，往往因他的大胆的言行举止哈哈大笑。在食堂吃饭，正是他表现的大好时机，一次大家又听到他离奇古怪的惊人发现，那天他举着本省一份大报对着阳光，笑眯眯地嚷道：“不得了啊！公然将矛头对准我们最最伟大的红司令！”一下子大家都围拢去，果然正面的口号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某某某，而透过纸背却看见了“一颗红太阳”！引起众人一阵哄笑。他为人风趣，争辩时面红耳赤，过后没事人似地言欢。大家都愿意听他的惊人发现和独到见解。那时候社会沸腾，传闻不绝，满街的人不是看大字报就是抢传单，不是游行就是听演讲。益民兄如鱼得水，获得无数谈资，同时也惹得众饭友多吃几碗。我自然也是随之哈哈的人，同时关心他的“作品与为人”。

     1968年，广大干部（戏称“老广”）下放，“收发”同志出身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意外当了大官——“下放连连长”，他不但不感恩，竟几次与工宣队顶撞，如通知“牛鬼蛇神”与“地富反坏”在一起“接受再教育”，他当即反对，“这叫一刀切”、“牛鬼蛇神也要区别对待”......一天，这位“连长”忽然被“除”，一夜间又成了“平头百姓”，他依旧嘻嘻哈哈，大家从此戏呼他为“刘前”，他说：“还是当老百姓好哇！”

    结束“老广”的日子，“刘前”参加学习班后，分配去一个地质队，我和同事老齐出差去看他，好家伙，房里满是收藏的“邮票、香烟盒、粮票、传单、纪念章”，关键是他还有自己装订的一本本“豆腐块”，这时的他不可小看，居然当了地质队“宣传部长”，其中奥妙他也说不清，也许仍然是“贫下中农加豆腐块”显示威力吧！

    “刘前”是我在《陇苗》时的铁杆作者，除了“豆腐块”还写种种建议，后来因为我编发的快板《奇婚记》，引起他的异议。他可是一位善于寻找问题并执著探索和研究问题的人，万事问个为什么。于是，便有了关于《奇婚记》的争论，我和他的短文一起公之于众。   2016.5.13

                                   “奇婚”太奇

                                         益民

    《陇苗》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奇婚记》的快板，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实在无可非议，它的批评矛头指向喜新厌旧、把婚姻当儿戏的丑恶灵魂。在当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形式上，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更是百花园里一朵鲜花。但是，作为一篇文艺作品，必须在情节内容上经得起推敲，典型地真实地再现生活；而《奇婚记》恰恰是不真实。

    应该说《奇婚记》是一篇杜撰的文学，从开头误会的发生、发展直至结局，简直太离奇了。要想以这样的情节教育人，恐怕要适得其反，且不说银行会计外出能不能携带大批现金，一个华莉会不会短期招来那样的麻烦，只就刘、董二人的性格特点看，就够玄乎的了。此二人年龄不同，职务有异，却都是对华莉一见钟情、对原妻厌其不扬的丑类。两人都昏头昏脑，俨然患了精神分裂症。

    还要提及的是，刘、董二人，居然都离了婚，居然都取得了结婚证，如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那是对婚姻法的糟践。文艺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常识。现在，有些作品追求离奇古怪的情节，运用一般人们看不懂的语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

     我就益民的评论写了——  

从快板《奇婚记》谈起

     快板《奇婚记》是一篇主题鲜明、构思巧妙的好作品。作者对两个喜新厌旧的今日“陈世美”，用近乎闹剧的手法，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让人产生一种揭露了丑恶后的喜悦，从而甘愿接受一次思想教育。

   《奇婚记》写“两个男人结夫妻”，是不是纯属作者子虚乌有的异想天开？不是的，即使是如此听来荒诞不经的怪事，也源于生活，有感而发。作者李争楠是位社员，除了耳濡目染“十年浩劫”中不少类似的“陈世美”（有男有女）背叛爱情、抛弃伴侣的真人真事，还受到流行一时的口头文学影响。一次，作者在旅途中听一位干部讲了据称是绝对真实的故事：男甲和男乙都遗弃妻室，追求同一个漂亮姑娘，姑娘巧妙地将甲乙二人的情书还给对方，于是两个男人“热恋”起来。作者显然从这类口头文学中受到启发写出《奇婚记》，正是现代口头流传故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素材。

    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我们都是从那个动乱年代过来的人，也都听说或者自己也向人讲过某时某地的发人深思的故事，听者哈哈大笑，事后脑子里其实已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还有这样的感觉，中国地广人众，每日每时发生的事，比“大观园”内的闲情轶事更不知要多几千几万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故事竟大同小异，有的简直是“双胞胎”。兰州人说发生在西关十字、五泉山；北京人咬定在王府井、颐和园；营业员津津乐道说她亲眼所见；司机则声称发生在他经过的路边。天之一涯海之一角，到处流于街谈巷议的类似的故事，恰好说明了民间文学的特点：共同的时代和生活背景，大致类似的思想感情，隐射比附、旁敲侧击、讽刺时弊有几乎一致的倾向性，也就是有群众的共同语言。因此，今日“陈世美”的故事，处处留下足迹，并在各地加入地域特点、增添新的情节，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于是，两个“言必称马列”的革命男性结为夫妻，亦是合情合理的“壮举”。

    为什么现代民间故事（口头文学）盛行一时？文学史研究家一定会注意这个触目的历史现象吧！但我想，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使人们失去说真话听真话的舆论阵地；在“假大空”膨胀霸占了所有的报刊广播空间，人民只有拿起口头文学的利器。人民自有是非爱憎，切中时弊、为民言志的口头文学，都不胫而走，流之四海。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极端贫乏时，那些有趣的现代民间故事犹如山珍海味供人尽情享受。

     由此，我想到十多年间流传甚广的、由广大群众（既是欣赏者又是创造者）乐于传播的当代民间文学，不容置疑地必将成为我国人民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诸如《奇婚记》创作过程的小说、戏剧、曲艺等等新作已在涌现，有理由相信从现代民间文学的百花园中会酿出更多更浓郁的蜜来。1981.6《陇苗》

   遗憾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刘兄患胃癌去世，他的病应该与一生过极简单、极随便的日子有关吧，可以说他一辈子没有吃一顿上乘的饭菜。刘兄，你在天堂还是如此度日吗？将他在《陇苗》的文章发出来，算是对亡友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