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往希望甜蜜或者有趣，一个人事实上的往昔经历却多多少少有着苦涩、荒唐甚至滑稽，不过时间一去不复返，通常似乎统统忘却了，剩下一片空白。

    一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能够沉淀心底的即使存在，如果不去思考，其实也如同遗忘了一般。最近，微信上朋友谈一些往事，有的至今也说不明白：那是1967年，我所在文化单位忽然来了一批待毕业的大学生，口号自然是“造反有理”，他们很容易住进几个办公室，单位谁也不敢得罪他们，然而他们好像并没有什么具体斗争目标。虽然贴了大字报，宣布“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造反”，那时文化单位其实陷入瘫痪，局领导随时等待批斗，也未见他们采取行动。倒是与我和其他几个65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亲密来往，给人感觉这一伙“红袖章”只是利用“停课闹革命”得以出来溜达的年轻人。一天其中一位刘某，叫上我去宣传部，说是宣传部几派，第一次联合“批判文艺黑线及其后台”，我们去后受到热烈欢迎，大家说“革命小将”专程来支援他们“革命”，坚决要我们主持会议，与会者有许多是平日难以见上的中、高干，自然他们做出准备挨批的样子，而一般干部则平静地带着笑。刘某毫不客气地以“革命者”口气，将宣传部多年的“修正主义”批了一通，在座者无不肃然。就在刘言之凿凿时，忽有人来贴近他说了什么，他叫我一起出去，说是“北京”有个长途，拿起电话，只见他神态诡秘地：“是是，坚决按总部指示......”然后压低声音，颇为神秘地连连点头。放下话筒，就一起又回到会议室，拿腔拿调严肃地说：“在座的每个人都要表态，把斗争进行到底”。果然，出现争先恐后发言的场面。回路上，问他：“你是什么总部在北京？”他嘿嘿嘿笑而不答。这以后，我们再没有去宣传部，后来许多年，我由干部下放地调回，当年一位宣传部女干部已调文化部门管人事，说起那次刘某主持开会，我们不禁哈哈大笑，她问那次刘到底接了一个什么电话，我说至今是个迷，于是我们都认为那时太多荒唐事，想想都滑稽。

    回忆常常让我感觉一种滑稽，那时我和其他六位大学生，对工作团提意见，不料一夜间翻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仅仅因为其中有几人家庭出身属于所谓“黑五类”，将我们一举拿下的却是系统剧团的“红五类”和被他们请来的“首都红卫兵”，他们严肃地不容置疑地斥责：不许右派翻天！结果一分钟前还是敢于造工作团反的七个人，一个个被押回住处。以后几天发生我们和与我们共同战斗的系统上百人，挨批挨斗，浇开水、喝墨汁、画花脸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也发生了兰州第一次游街。我们七人，被举着手的却只有三人，工作团看他们岁数大，认为应该是坏头头。一路围者如堵，滑稽的事出现了，我们几个未被要求举手的，走在他们后面，装模作样地仿佛也是押送者，不住地用手敲他们的胳膊喊：“举高”、“别耍滑”！就这样一直回到单位。等人群散去，我们几个马上给他们打洗脸水，互相会意地笑起来，又一起去食堂吃饭，对游街时的举手、敲打都感觉滑稽地大笑起来，因为那时早过了吃饭时间，只有我们七个人，还有一位有同情心的大师傅。

     次日，轮到批斗我了，一声喝斥：“站到椅子上！”一名工作队员质问：“你交代为什么污蔑革命群众是小老鼠？！”突如其来，让人莫名其妙，“你还不认罪？！在小组会你说我们每个人要做小老虎不做小老鼠，是不是你说的？！”我心里笑了，“这是庄则栋说的。”“你借庄则栋骂革命群众！你交代，谁是小老鼠!”我说：“自己分配来就去社教，单位的人大多数还叫不上名字。”“你指，我们说名字！”这时，我大胆地扫视会场，忽然有种异样的奇怪的感觉，在场几十人似乎都用希望的眼神看着，好像人人想当“小老鼠”，我立刻明白了，按照“被敌人反对是好事”的逻辑，我应该对许多人表示，于是一个从没见过的滑稽场面出现了，我指一人，全场几乎同时喊出名字，那人立刻有了笑容，我越来越多地指，越来越多的声音响起来，工作组出来制止：“好了好了，你将所有人都当小老鼠？！”斗争会结束。将我押回住地的一路，居然有很多人微笑着，甚至有一位“小老鼠”走近我低声说；“这就对啦！”几天后，一位老兄问：“你为什么没有指我？”几十天后，我们全部平反，又成了革命群众，而且我还被推举为单位运动的负责人之一。这与“小老鼠”有关？至今还觉得滑稽得不可理解。

    忆及往事，有的真地想不明白，荒唐事往往当时就觉得十分滑稽，时间越久远，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