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爸妈工作忙,哥也小,照顾不过来,把我送到了离县城一百多华里的乡下,寄养在我大妈家。虽然相隔一百多华里,但爸妈常因工作下乡,会隔上一段时间来大妈家看我。
大妈家住在离乡政府不远处的一条河边。河水清澈,蜿蜒曲折,几乎没有被污染。那时的乡还不叫乡,政府也不叫政府,叫人民公社革委会。记忆里,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小院,由几间土坯房组成,非常简陋、破旧。整个公社,包括街道两边的商铺和居民居住的房屋,全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屋,没有一间是砖混结构。当然,也包括河边的大妈家。
被两山紧紧夹在缝隙里的人民公社,空间狭小,显得压抑令人窒息。好在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公路从夹缝中延伸出来,通向遥远的县城,成为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在严寒的冬季,从半山腰向下望去,公社所在地就像一个偏僻遥远的小山庄,映入眼帘的是灰暗的泥土色,看不到生机。
那一年,我还不到五岁,由于年龄小许多记忆都变得模糊不清。
唯一记忆深刻的是,大妈家有一男孩叫仁,他比我大八岁。那时,他已上小学。只要一放学,仁哥便带我一块到街上玩,或在河里捉螃蟹,逮小鱼,那便是我在乡下最快乐的时刻。在记忆里,仁哥是我身处他乡的那段时光里,唯一的亲人与玩伴。虽然那时寄养在大妈家,由大妈照看,但对大伯、大妈的相貌和生活中的细节完全没有了记忆。再者,记忆里,就剩下父母下乡看我时的零碎画面。我总是矫情地依偎在母亲怀里,幸福地咀嚼着从县城给我带的饼干和糖果,以及对父母的粘和依赖。
最难过也是最揪心的时刻,便是父母将要离开公社的那一刻。爸妈像捉迷藏一样,与大妈说着话,说着说着就不见了。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在与大妈告别,这一刻爸妈一定会离开,可我总是紧盯着他们,一刻也不放松。但我还是找不到他们。此时,我会发疯般地大哭起来,躺在地上撒泼打滚。这时,爸妈便会悄然地再次回到我身边,然后,抱着我回到大妈家。并说,今天不走了。但往往是,在我睡一觉醒来时,爸妈已经离开了公社。
爸妈每次下乡,然后,再离开人民公社已成为必然。在我心里,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但在我心里会一直期待,希望他们经常来公社看我。
有一天,仁哥还没有放学,大伯、大妈和社员们一起在土地里劳作。我想爸妈了,一人来到河边,望着前方延伸的公路,期待着父母到来。其实,可看到的路面并不长,在前面下一个大坡便拐了弯,拐到了另一个山的夹缝里。但在当时,在我眼里那段公路却显得漫长、遥远。我在河边等困了,坐下来和路边的蚂蚁玩,看蚂蚁认真地觅食,看蚂蚁忙碌地搬家。
这条河并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条小河。我站在河边,同时也站在马路边,因路是倚河而建。大妈家就坐落在小河南面的一个半坡上,离马路很近。但这段河水的落差却很大,生产队的社员便在河上建了一座水磨,时常有村民在水磨磨面。磨坊是用木板搭建而成,很简易。最突出的就是那座硕大的水车,像游乐园的摩天轮,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地旋转,发出“吱呀”的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从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越来越少。也许,我本来就没有抱多大希望。今天父母能来,只是一种盼望。孤独、寂寞和无助已使我彻底失望,独自一人在水磨周围徘徊。坐在磨坊旁边看水车翻转,听摩天轮发出的“吱呀”声。这时,有人在叫我,是仁哥放学回来了。见到仁哥,我激动地起身,脚下却一滑,只听“咚”的一声,我从路牙上,掉到了摩天轮下阴森、恐怖的深水潭里。好在,当时并没有被旋转的水车伤着身体。我在深水潭里上下起伏,水深不见底,水磨声振聋发聩。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仁哥在磨坊旁声嘶力竭地喊道,救命啊—救命!
我没有了一点力气,只挣扎了一会儿,缓慢地沉到水底,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躺在妈的怀里。妈已经哭得没有了力气,一边哭,还在一边叫着我的名字。在大妈的家里,围了许多人,大伯和大妈也在哭泣。看到大人们都在哭,也不知为何,我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说真的,在那时我对生死还没有概念,不知死为何物。因此,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受了委屈,现被妈这么抱着才哭。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剧情居然发生了反转,在我“哇”地哭了以后,大人们却在搽着眼泪,笑了起来。
妈抱着我说,咱们回家。
于是,告别了大伯大妈,还有仁哥,收拾东西回家。
车上,妈告诉我,其实,来时已看见我一人在马路边玩耍。心想,等到公社办完事在接我回家。结果,只晚了一会,就出事了。
此时我紧紧抱着妈妈,一刻也不愿松开。
作者简介
张立东,男,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毕业于华中师大,现在某机关就职。喜欢文学创作,在各报、刊、网站发表散文、小说、杂文等五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