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69年12月底从兰州下放成县，有种扑向基层开始人生新的一页的冲动，对前面有着期待；现在却感到所想天真，甚至幼稚。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干部、教师......已经给人无所事事的感觉，从成县到武都，你感觉不出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人为此而不安。在地县，常常疑惑自己到底在生活里还是在外面？中国历史自觉到唯有开放才有出路是1978年以后，我很注意基层地县的动向，以为从中可以看到和感受现实的真相及人们的具体感受，尽管在省城兰州经历了一场“大革命”，文革之初，我同文化系统一批对工作团提意见的年轻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平反后成为所谓“革命造反派”，后来又参与派性斗争，结果又成“老保”；1968年广大干部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后回兰州参加学习班，然后分配工作，工厂、地县、干校，我要求到县，那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追求，只是急于了解中国基层正在干什么，我们这类大学生干部能够做什么，离开兰州时头脑一片茫然，根本想不出今后会是什么样子。而七十年代的小县生活，除了很快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还参与多次为会演准备而写剧本，以深入生活之名，到一些底层，感受社会究竟在发生什么，而像兰州那样的运动则很少，文革似乎在远去，一切变得具体实在。我的七十年代日记，主要涉及社会面的内容，也包括自己的种种感言，但究竟能够感悟什么，依然说不清楚。 2022.1.11

 1971.12.24 

   办成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元旦专刊。翻报纸，针对林陈集团批判唯天才论，提倡光明正大老老实实地做人。农村落实经济政策：工分问题、定额管理、自留地。总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只能做符合实际的能够做的事情，不能“右”也不能“左”。这几年，人们无不高喊革命，有谁说得出革命之一二三？许多事好像只在改换一个名字而已！

 1971.12.27

   地区文工团编剧杨智从兰州回成县家，说全省调演二月结束。省上再次要求武都必须写出“东江精神”，地区准备再集中一些人，修改“红日照东江”的剧本。这种要求令人费解，难道各地都必须各写各的当地“典型”，按道理创作应该追求内容如何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者本质。一切要从生活本身出发寻找剧本的意义。仍然搞一批人到东江公社编提纲，一群人凑在一起想情节编故事，这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是背道而驰？

 1971.11.4 

   每当漫步河畔，踏访昔日与心上人激发深情的地方，总会想到自己已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革命者，但我经常考虑孩子的未来，他们长大，一定会问上一代人到底怎样走过来的？被历史长河淹没的崎岖道路上，人们曾经想过什么，哪些实现了，哪些又不过是幻想着？在那样充满戏剧性的变革时代，一切人都干了些什么？欢乐、苦恼、迷惘又都因为什么？今天通常于生活中的现象或者已成了不可思议的事，上一辈人究竟是聪明、是更有创造性？值不值得后代羡慕？时间无情地消失，而作父母的能够留下什么？如同我们不太了解我们的上一辈人曾经的思想感情，我们的后代也将产生许多疑问！

     浩瀚的历史海洋，有的是狂风巨浪，后来人只有冷静地分析，他们翻开史册，可能只有廖廖数行字，滚过的也许是数十代人的生活。而我们则甚至连其中的一朵浪花都不是。我不免生出一种悲剧感以及莫名的感伤。多做点有益的工作，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将开始的历程，正是巨大的社会工程必须开始的事业。多写些跳动时代脉搏的作品，孩子们应该尽早感触到应该如何建造历史的新的纪念碑。

   当婴儿还是热情地在胎里跳跃时，父母就幸福地猜测他的未来。诞生新的生命，意味诞生老一代新的期望。父母因此应该锻炼深刻的思想和心甘情愿拥有丰富的阅历，为的是以后教会他们朝气勃勃地继续创造历史。用国际歌滋润他们，阳光属于新的生命。

 1971.11.6 

    文革以来，首先出版的书，想不到是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文艺上除样板戏剧本，便是浩然的《艳阳天》（三卷），还有上海从报上登的报告、特写、诗歌选编的几本书。这几年的电影，主要是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创伤》、《宁死不屈》；朝鲜《战友》、《南江村妇女》；越南《森林之火》等。66年至今6个年头了，人们渴求精神生活，没有足够的文艺作品，何谈占领阵地？！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写于1894年，清代严复（1853--1921）于1895年用文言文意译其主要内容，并附他自己的见解，书名为《天演论》，现为新译本。赫胥黎的人生观是：人为了生存而自我奋斗、甚至损人利己的“自行其是”，并本能地发现“自行其是”同“自我约束”之间的中庸之道。这就是人生之动力、天赋之需要。在生物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生存斗争，物种竞争，结果便是选择，生存就是斗争的胜利。赫胥黎将自然界的适者生存应用到人类社会，寄希望于人类的良心、道德和行为“自我约束”，这可能吗？！文明人为什么恶意竞争无休无止？人类世界充满私心和欲望，同时也充满痛苦，赫胥黎无法解释，开始了道德的探索，结果是不可知。

 1971.11.17 

   文革以来，唯一以个人名义出版的诗集是仇学宝的《金训华之歌》，但并没有什么影响，名曰长诗不过是一篇通讯的翻版。

   现在一些人养成坏毛病，说话、做事、写文章不是朴朴实实、恰如其分，而是说到极好或者极坏，走极端。吓唬缺乏分析头脑的人。这类极端的所谓艺术就是千人一面、空洞无物，没有一点艺术可言。

 1971.11.19 

   不知为什么总是想起扎胡子的一件事，那次同他去武都东江，刚好碰见文县参加地区四干会的代表从涵洞参观出来，我们俨然检阅者站在他们必经的道旁，老远就听一堆声音传来：“扎部长！扎主任！扎书记！老扎......你好，几年不见了，忙得好！”老扎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地重复了一二十次如下的话：“我现在地区，嗯，文艺会演办公室，不错，抓这项工作，我调出来了，今天陪老陈参观，他也是会演办公室的，搞剧本，好，闲了上地区找我......”不厌其烦的声音坚定而愉快，颇有一种炫耀色彩。事后知道，老扎在五七干校被审查几年，不久前恢复组织生活。扎翰华，藏族，在农村基层工作多年，文革中跑回家，在岷县买了头小毛驴卖炭糊口。他工资九十多元，在干部中算可以的了。不到四十岁，儿子二十矣，儿子也是一脸胡子，活脱脱一个小扎胡子。老扎这位当年的“县委宣传部长”，读了《红旗》一篇对报告文学的评论，将其中段落在各种场合没完没了地介绍，有位老兄扫他的兴，说他：“拾了别人的东西当自己的发现！”他大笑，显得非常快乐。一个毫不掩饰、与人为善的有个性的人。

 1971.11.23 

   观察人、发现人，可以使一天充满愉快。每次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全体职工开会，都是一次看人的有趣机会。今天发现人们喜欢注意有感情色彩的说话，凡有言之激动，旁人也必投入关注。如一人发言，许久都平平淡淡，突然转入一件事，与他的生活有关的人和事，声调瞬间改变，如本来列举“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他若无其事地检查自己如何如何，忽然讲到领导对群众不够关心，陡然提高八度，“凭什么不给我转正？！为什么？因为我不会伸长舌头舔勾子！因为我在领导眼里印象不好！可是——明明上面同意转正了，为什么......”这时，他情绪激动，语气坚定有力，与刚刚的“检查”云云根本是两回事，这才是他发言的目的或者这才是他耿耿于怀不能不发泄的内容。提工资，这是他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包含了他的愿望和实现愿望的打算及行动。然后，他在一通亢奋后又转而泄气，“反正我就这样了，何必把工作看得重要！”“你不要我，也大不了是三十几块钱的事！”有的人善于将日常琐事当故事讲，听者如临其境。他的办法是叙述中对过程突出重点，如说“我管伙食只有一张桌子，领导非要抬去演戏，我不知道哩！里面装的分币掉了一地，我慌了神，天爷呦，幸亏有把锁没打开，那里还有几百元哩！数了数，短三十八张饭票，算我倒霉，再穷还赔得起！看看，不让抬吧，人家领导有话；借呢，我连放钱的地方都没有了！”这里说了一个找钱的过程，其实是说他需要一间管伙的房子。同时趁机给领导提意见。可见，性格表现一定有相关的连接事情，发言中许多时候并不是他的性格、意志的反映。戏剧可说是对生活挑选再挑选的艺术，真人真事直接搬上舞台违背生活真实和艺术特征。

1971.11.24  

   又想起在武都车站旅社遇见的兄弟俩，38岁的哥哥送探亲返程的弟弟回部队，二人还处在兴奋状态，极想找第三人说话。晚上，我们交谈，他们对我完全信任，弟弟说：“我已超期服役，这是离家八年第一次回家，他是我大哥，一家之长。”原来他们的双亲均去世，大哥负担供养和教育几个弟弟的责任。“我最大的心事是看到他定下一门亲事，他两个弟弟都有了家，也都另过了。我是队里木匠，日子不错，我父亲在旧社会苦死的，母亲六二年气喘病没的，那时他还没有参军走，老人家临咽气叫我带好弟弟。他一走八年”，哥哥憨笑地问弟弟：“那信你准备怎样？”我问是不是找上对象了？哥俩在喜悦的情绪中互相补充：“说来是我们的一个拐角亲戚，该叫我们姑父，每年都要走动。他们的女子，还念初中，虽只有十六岁，可懂事了。今天，我们就是从她家走进城的。一对长辫子，会笑得很，爱唱啊跳啊，要我陪着唱、讲当兵的故事。她父母都说同意，我在她家住了三天，事就定了。可她不肯收送给的钢笔、毛巾，骂她妈要了东西，说她不会变心。写了一封信，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希望我安心工作，关心同志，听毛主席的话。瞧，思想有多好！我，嗨嗨嗨，想请你代为写封回信。”于是，在这种偶然相遇、一个特殊境遇里，一个陌生人替一位边防战士写了一封关于爱情的回信！哥哥好像明天就给弟弟办喜事似的，捧着我写的信：“明天我就送上门！”大哥说到为什么对这个弟弟的婚事如此上心，他自然地回忆了拉扯几个弟弟长大成人的艰辛，将弟弟们的美满婚姻看作他苦尽甘来的回报和安慰。个性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形成的，怎样把握一个人的个性，熟悉他的哪些东西、他心理活动中较稳定的特点是什么等等，在各种情况下为什么恰恰是“他”（这一个）？要清楚他公开的言行，一定要熟悉其言行前后经历的事。这兄弟俩很有意思，与我“盖房”构思中的兄弟二人很相似。

1972.8.18 ——8.23 

   为了写商业题材的小戏，商业局推荐角弓供销社主任王延基送货下乡的典型。

   18日到该社，与多位职工分别谈，下午随王主任送货。用盐或毛竹考虑提纲，全心全意支农与不同的态度。角弓，收购是重要环节，藏民居住的坪牙供销社的老焦每五天下山一次，快60岁了，从不空手，来回都背几十斤东西，数年如一日，群众说他为山里人搭起金桥，“那肩上”，带给老百姓希望和需要。收购员与群众关系最密切，半两花椒、几颗核桃、一双沾泥的烂胶鞋收不收？小伙子开始穿白衬衣，常常被一双双脏手扯来扯去，结果变成黑色，后来他们干脆收购时穿一身黑衣服，这据说是陕西人的经验。随王主任去白鹤桥送货，煤油、盐、线、针、麻、犁铧、化肥、农药等等，无所不包。许多东西正是社员急需，一见他们就高兴地说：“你们送到我们心坎上”。群众往往在路口迎接，“金桥”真是一道美丽的彩虹。同时，他们还给社员带去许多城里和上面的消息，得到一片欢声笑语。

   有二十多年收购经验的老吴，有三个儿子：分别当公安、收购员、上初中。他是万事通，如花椒，分三等，以五六月的好，七八月差。花椒摘下必须晒，否则变黑。晒后炸开了，变红，籽可以榨油。凡是一次拿一点点东西卖的老乡，都是急等钱用，一定要先收。工作硬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只要有人敲门，半夜都起来，群众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王主任说，我们做商业的，群众的事从生到死、孙子到奶奶、住家到生产队，哪样不管？比公社、粮站、派出所还管得宽！春播了供各种籽种，到山西换杂交高粱、成县甘麦八号。准备各式小农具。没有牛的要牛：水牛、黄牛，会生的、会耕的。有了牛要饲料，没有钱买，就想法组织搞副业、竹木山货、药材、上白龙江推木头、修公路、装卸......施肥时要化肥、农药，调查病虫害。看了麦想到包谷、棉花。天旱要水利设备，没有一颗螺丝钉也会是大事。收割时，农具、麻袋、麻绳......对新人员先送毛选、笔记本、安排下乡，感受贫下中农的需要和热情。商业像一渠活水，流进农民的心田。供销社如金桥，让农业之路越走越宽。

 1972.10.25——28  

   为修改写商业的小戏《新支书来了》，今天到了文县中庙供销社。主任周国栋，属于武都王延基一样的全心全意支农带头人。与我同龄，不苟言笑，事事务实。我是在碧口旅店遇见他的，遂决定采访，他先随车运货回去。碧口，曾经是我们68年在礼县一伙下放干部幻想安家落户的“桃园”，如今我来到这一带。碧口不像甘肃，到处听着川音，演戏也是川剧。一条很长的窄窄的石板街，因为水电五局大批施工人员到来，显得异样热闹。中庙公社距碧口约二三十里地，也是一条青石街，当地人穿着更有川味，四川人当上门女婿是普遍现象。

    这里，牛是一大中心问题，每年如何从四川弄到当地农民需要的耕牛是周主任最上心的事。四川牛，什么地都好用，一牛一犁，下力均匀，不偏线。周亲自去买牛，一路精心伺候，回来人瘦了一圈。

1972.12.2 

   不少人讲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都赞叹有加。一位说话爽朗、办事果断的女文卫局长承认她看这部电影，忍不住哭了，走出电影院觉得哭得奇怪。更有甚者，据传一位中妇连看两遍，竟神经失常。人们渴望丰富的精神食粮，“白面好”，“包谷拌汤好”，“小米稀饭亦佳”。如今，只要演出，一个公社宣传队也足以挤满一堂观众。记得在礼县农村，下放干部搞了一台节目，像我这样毫无表演细胞的人也参加背斗舞、对口剧，1969年春的半个月，我们走遍下坪所有队，公社往往借机传达什么，就在每次演出前由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大讲一通，熬到我们上场都鸡叫了，社员们冻得发抖，居然坚持到散场。提着油灯回去的人像星星落向四面八方，孩子们大呼小叫，一种获得享受的感觉。第二天，社员们纷纷来送行，令我这个第一次充当演员的人感动不已。

   但如今到处的演出质量差，青川几个小伙说：啥子看嘛，家里闲的慌，只为消磨一个晚上！虽然如此，为一张票，一群人脸红脖子粗地争吵。艺术魅力在哪里？今晚，文工团学员队演出首次售票，想不到早早就卖完了！没有美食，粗茶淡饭正是秀餐。《文汇报》一个评论《虹南作战史》的竟然把人物路线觉悟与说大话等同，认为如果写了什么什么话，路线就突出了，岂不知高空文学就是靠一堆豪言壮语。所谓英雄便是不吃不睡，一亮相必定是天生的英雄！其实，观众希望朴实，多一点心里话。不过，这又有人质问：观众都是什么人？包不包括地富反坏右？照他的意思，看戏入场要自报家门？！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人？！

1972.12.8

   离武都到兰州观摩，看了北京《槐树庄》、北空《革命熔炉》、新疆歌舞、成都《雪山红松》、兰州《铁流战士》等部队演出的话剧、歌舞。获知上面开电影工作会定了15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向阳川、金色的道路、第二个春天、军民曲、淮海大战、南海长城、豹子湾战斗、槐树庄、激战无名川等。兰州之行，突出感受到群众对“左”的厌恶，这在全军文艺会演（兰州片）演出中就能感知。凡是空洞的说教、概念化或绝对化的台词以及过火的表演，都如赘瘤一样令人讨厌。讨论时，大家形容剧中的英雄人物：不睡觉、不吃饭、爹娘死了也不管。穿红衣、说大话、走上台阶才高大。这次似乎提出加强“抒情”，其实文艺的特征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抒情，时至今日竟然谁都说不清这个基本问题！

     艺术何时“开锁”？1973年的会演，艺术上与1964年相比，显然是倒退了。从沈阳片到兰州片，其总结归结于受林贼祸害、极左思潮、老人员调出、艺术青黄不接、创作束缚太多等达18个问题，其实全是老生常谈。到省上后，发现报纸广播“反潮流”之声极大，不知是什么意思？

    发现市面上、角落里，政治笑话、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满天飞。由此看，呆在下面也有好处，思想单纯得多，工作实在得多。书店里不同封面的作品猛然多了，只是能相中的少。带回一本我省出版的武都创作的《开锁记》，自然对武都会大有鼓舞。而艺术真要“开锁”，恐怕要等到繁荣和高潮。

 1973.3.7

   讨论我的《新支书来了》，参加者肯定了题材、人物、主题、情节，认为有特色。不足之处：新支书丁卫英与张守高之间的冲突缺乏深意，张到底是经验主义还是落后于形势？如何体现“新”？大家说这是一个重大题材，这样的内容目前还少见。地区传达省政工会议，批林整风如何掌握大方向、怎么才算不把矛头指向群众、要不要联系实际？读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外出讲话》。省管委会领导说七二年上半年批得好，下半年有些问题，主要是批极左过分，出现否定文革的右的表现，如说进干校、上山下乡也错了、批林成了批群众。现在要继续深入批林，但必须认清形势，看到文革的胜利成果。去年选拔33名年轻干部任地县正副主任，发展新党员28000名，原副专员、副厅级400多人已结合70%。省上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出身不好的革命干部、职工，子女随父母长大的应该按父母职业填写。领导班子要求年轻化，省地平均52岁、县44岁、公社40岁。要搞劳动竞赛，适当搞点有意义的东西奖励先进。这次清查不搞揭发大会、不贴大字报。

1973.3.13 —18 

   同地区创作组黄一然、杨智到康县深入生活。康县最边缘的龙潭，仍坚持大队核算，原支书褚靖贤现任贾安公社副书记。这个地方突出的是高山修田插秧，反对的人说：除非牛长门牙马生角，河坝石头滚上坡。褚的老婆、支部委员王桂珍带领妇女突击队，同男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王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给她家分粮秤杆扬高了一点，她就马上掏出一些。粮食掺和不匀，她分得好一点，就倒出来重分。洋芋分到小的、烂的，一声不吭背回家。记工，她反对平均主义。褚旧社会从陕西逃荒到此，王桂珍8岁来到褚家。解放后，褚先是团支部书记、58年去四川学制硫酸，入了党，回来当队长，文革中去文县阳山参观，回来修水利，后又参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去大寨参观后搞水稻上山。褚上县开会回来也坚持劳动至夜里才回家。最后田修出了，水稻上了山。

1973.10.20

   反潮流是个大题目，文艺必有表现。说到文艺，奇怪的是，文革从文艺领域发端，至今并没有像对教育、新闻、卫生那样直接总结问题。究竟文艺革命怎样进行？1972年纪念《讲话》30周年，我国文艺和文艺团体到底有多少变化？尤其是农村的文艺有哪些发展？

   翻报纸，9月份动向：1、反儒尊法，批判孔子，颂扬秦始皇；2、再评《红楼梦》，要当阶级斗争看；3、大张旗鼓肯定“反潮流”，对走后门不正之风要打击。省委知青工作会简报（8.31）列举十种招工、招生中走后门表现：1、依仗权势强行分配；2、东迁西转曲线进厂； 3、伪造证明欺骗组织；4、借口困难要求照顾；5、利用职权乱批条子；6、指明招收安排私人；7、篡改偷换贪污指标； 8、扶亲助友不讲原则；9、扣下指标集体私分；10、收受贿赂营私舞弊。

   社会舆论现在“吃得开的”如：司机，副食（以肉蛋糖为主）百货营业员，管分配、招生、招工者。土特产：木耳、花生、桔子、藤椅、漆桌、土产山货均是走后门之武器。当前，走后门也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势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滋生特权阶层。有县头头将已四五十岁的老婆也招了工。一局长，一年里使其3个儿女进城安排了工作，说：低头（挨斗）可以，就是不让儿女下农村。过去是小学--中学--大学--干部、工程师；如今，官们子女是中学--干部、入党升官。

1973.10.8 

   讨论宕昌一个剧本构思，无具体感受，十分空洞。一个作品总要有具体感人的人物、故事、情节、事件、细节为创作的动机。而我们呢？先想一个题目（由作者或者领导提出），再群聚议论，按常规找人找事，编所谓的戏，一无所获。创作居然可以从概念到概念，空对空也说在写“戏”！根本没有任何感人的故事和人物。

     百货公司卖耳机塞了，去年说是提防有人偷听敌台，将收音机耳机取掉后再卖，可笑也！

1973.11.20 

   地区创作学习班开学，政治部主任到会讲话，“按时上下班、起床、睡觉”之类。《甘肃文艺》派来景风。各县仅来武都张新天、杨耀录，文县刘启舒，成县李逢春，岷县李百川、王文忠，地区我与杨智。景风成了消息的主要来源：兰州有大字报批评“走后门”。兰州大学老师照本宣科，被学员贴大字报说是“压缩饼干”，校党委书记说：“有总比没有好，压缩饼干又轻又好吃。”《文汇报》11.12登三篇工人评论：内容是批判有人说“文革后生产没有上去”、批判有人说“文革生出了不正之风”、批判有人说“文艺作品少了”。事实上，这正是社会议论最多的现象，还有一个教学质量问题。

    下午，传达科教组迟群等在9月批孔会讲话，“批孔，教育首当其冲，中小学也要搞。这是批林的深入，同传统观念决裂，不是搞什么运动。为什么两千多年了，孔子阴魂不散？升学走后门，是孔老二学而优则仕作怪。张铁生反潮流，因为高考复旧。辽宁医学院一个教授说那是考不上发牢骚，党委用考张的题考了六十多位教授，结果87%的人不及格，才服了气。”

   《人民日报》评论中提到写文革。

   地区开会纠正不正之风，报告用语却十分含糊，既动员又怕纠正，这便是喊一阵、风吹过的惯例。 为写《撑腰》，我去听报告，一无所获！修改《撑腰》，反对“走后门”，黄一然、杨夫锐主张“还是稳妥些好”。要不要写冲突，本是戏剧创作的常识，写具体事件，必定有具体的矛盾冲突，否则哪来戏？现在的小戏普遍缺乏矛盾的特殊性和具体的冲突，人工痕迹越来越重。而有的作者善于用表象（如俏皮话、噱头以及一些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靠技巧掩盖生活的贫乏和脱离生活的实质。

1974.1.4 

   《甘肃文艺》的杨忠、景风参加讨论我的独幕话剧《撑腰》，没想到这次是杨忠提出：“贫农大娘不可能走后门”，一下子把修改推向绝路，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按照他的逻辑，出身好一切皆好，如果贫下中农有人走后门，就成了阶级立场问题！到底是认为题材挖掘不深还是他们抱着“危险论”？谁都叫喊写现实生活，谁又都反过来提一些危言耸听、叫人听了不敢写冲突的问题。所以，文艺总是一般化，毫无敏锐性！

1974.1.12 

   按杨、景的意见，由农村改成商业，正面写小将精神，题为“小将”，从早到晚，一连四天，不知疲倦地写了三稿最后还复写一遍。讨论时，全体十分兴奋，但也担心演出引起震动带来风险。

   元旦社论提出正确对待文革，显然是今年要搞思想运动的信号。《人民日报》同一天登了昔阳南垴大队的《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俺的教育》，大概是这一动向的先兆吧。还有北京中关村小学生黄帅反尊师之道的文章。

1974.2.18

   今年的一月多时间里，社会上颇像1966年6月的气氛，全国报刊集中宣传一号文件，将林与孔挂钩，说明旨在精神深层革命。大字报又开始遍及城乡，人们私下议论是不是第二次文化革命来了？

    由我起草、杨夫锐、杨智一起签名贴出拥护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小县布满了同类的东西及过街横幅，平静顿时转为剧烈的情绪，文工团学员顿时变得极为振奋。讨论上省剧目修改意见时，有人透露主席说：“给你们带来一位秘书长或叫参谋长——邓小平。”

   纵观批判内容——西欧古典音乐“无标题”、安东尼奥尼的反华片《中国》、批林孔：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中庸之道、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

   肯定并宣传的人物——李庆霖、张铁生、杨荣国（最早写出批林孔文章）、黄帅、柴春泽（给父亲写信拒绝回城）、白启娴（女大学生嫁农民）、钟志民（反走后门，写退学申请书）、刘丽华（对大学教育革命的一封信）。

1974.2.19 

   以搞批判的名义，借到郭沫若《十批判书》、李长之《孔子的故事》、杨伯峻《论语译注》。下午，地区机关批林批孔，第一次人头齐聚，以《三大纪律》和《国际歌》为首尾。五号文件，河南一名公社中学女生自杀，是教育上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恶果。

   晚，电影《艳阳天》，感人至深。

1974.2.22 

   武都一中贴出“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字报，提出存在“师道尊严、智育第一、领导走后门、招工招生上不正之风”等问题，这是地区出现的第一份涉及具体内容的大字报，观者如堵。1.23--27号去汉王修改剧本，看公社演出，生活气息和语言都有感染力，是近年所见最好的一次农村演出。宣传队以知青为主，汉王分去五十多名，加上公社领导本身喜欢文艺。

    今天回城，街上又见人头攒动。有三张新的大字报，全是反走后门，其中运输公司点了地委某领导给侄儿安排工作。2.20的八号文件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但是，这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击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今天，中央台播初澜的《评晋剧<三上桃峰>》”，与66年评《海瑞罢官》类似。

   《人民日报》开始安排工农兵批《三上桃峰》。听说，纸坊公社门上挂两个灯笼，一曰黄金万两，一曰招财进宝。民兵连人带灯一起带走，地委书记问：“何人？”“贫农！”“快放人”；后一查乃地主写，抓了批判，才说：“这回抓对了”。归纳1970--1973年社会议论多的是—— 1、走后门、关系学、油水、门路、后台；  2、电影、小说“质量高与低”、“数量多与少”，样板戏，旧戏开放；3、教育学制、质量、考试、入学；4、上山下乡，学生出路，曲线升学。

1974.2.22 

     武都一中贴出“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字报，提出存在“师道尊严、智育第一、领导走后门、招工招生上不正之风”等问题，这是地区出现的第一份涉及具体内容的大字报，观者人头攒动。剧团里几名学员对写商业的《领路》贴大字报：1、农村连一只闹钟都没有，是歪曲社会主义；2、一号李华搞中庸之道；3、老主任只是老好人而已；4、忽视人的作用。

1974.3.21 

     听说刘小艾给样板戏《杜鹃山》剧组写信，提了“一个字”的意见：三场柯湘：“谁给劣绅干过事？”应该改成“干过活”，回信说已按此意见改了。

   全团讨论《开锁记》，极为热烈。提出转变人物如何一分为二，可否摆优点，如葵花妈开场先夸她热爱集体。张队长抓生产好，思想路线不对，是否唯生产力？样板戏写转变人物，是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依照矛盾论，对立双方只有不可调和才能斗起来，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变。这几年文化工作危险论、无冲突论影响，戏剧所谓斗，不过是在万分之一的差异上做文章，实质上回避和掩盖矛盾，这正是中庸之道的表现。《开锁记》是批判中庸之道的，但自己有没有中庸之道？这得回到生活检验，现实中如何表现斗争，我们又是什么态度？内部矛盾能不能写得尖锐些，同样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人为地激化。

   据说：《三上桃峰》的创作组组长是石丁！石胡子是我中戏戏剧文学系的系主任，想不到在这里冒出来！他曾给我们开外国文学名著课，对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讲得有声有色，至今犹在耳边。毕业好久后才听说他离开学院去了山西。据说中央问省委头头，山西一个“大寨戏”，一个“三上”，带哪一个？回答：带“《三上桃峰》”。“那就让你们第一书记带队”，结果谢振华真去了，演出才知道是毒草！开演的几场，演员在后台哭得不行，只好停演。文化组上台宣布这是大毒草，供批判。

 1974.3.27 

   林孔挂钩之动态：翻了三月份一些省报，围绕《人民日报》二批克己复礼的社论，各地联系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四川批两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宗派主义的人。山西批《三上桃峰》，晋剧院在京批了《三上》后，上面有意让他们演了《龙江颂》，该团回晋受到热烈欢迎，下车后就开会声讨《三上》，揭发《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在京不让他们听《杜鹃山》创作录音报告，还叫嚷“化悲痛为力量”。浙江对《浙江日报》二月一篇短评开展批判，说短评将矛头指向群众，要人人都想想自己的态度。还说“对十七年要一分为二”。河南突出教育革命，马振夫公社残害女学生的凶手已法办。商丘县派文艺队去一个大队，演员被打成重伤，说明旧势力大有市场。《辽宁日报》批判1972年在《辽宁文艺》上的一篇小说《生命》，但文化局反而认为作者是一个好人是好心。小说写农村夺权前一派春光，结果一个四清下台干部夺权，资本主义泛滥，从而否定文革。各地继续报道一些女知青仿效白启娴与农民结婚，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74.4.1 地区动态

    地区仅增加一中的几张大字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两家长的一份大字报说：两人的儿子摘了学校苹果，被老师组织批判后，至今失踪快一年。

 1974.4.2 北京见闻

   地区卫校老孟从北京回来谈见闻，大字报标语不让上街，不得串连。美术馆内部展出700幅草图，准备布置各大宾馆，结果出了问题，如一画树下桌边三张空椅子，即暗指三叉戟上三个人；一画上，一群小鸡在悬崖，影射知识青年没有出路。

1975.元旦 

   关系中的现实：中央1974.12的一个文件是反对工厂、部队到农村套购，用水泥、化肥、机电等换肉油水果鸡蛋山货药材。一位四川采购员说：“现在办事得另一种介绍信——进口货，我们那里烟紧缺，烟就是介绍信。”“出门先问领导，桔子、花生、酒能不能保证，能，就敢办事。”一个林场生产组长说：“现如今我们最吃香，要啥有啥，司机在别处当爷，到林场当孙子。”“司机楼得林场人坐，想搞木料非走通各个关口，不然他到林场连口水都喝不上。这还是公对公，私人全凭关系了。”一神通广大的干部讲：“打开局面是因为我帮人办了事，这叫互相利用，人在人情在，百分之百的准确。”“我敢做家具，因为领导都在做，有个头头说他要三个条件才做：一、木料便宜（别人进贡）；二、工钱要少；三、手艺好。他们有权，所以说得轻松。”公社书记、干部下乡都是石灰抹嘴白吃，就这你还抢不上请客。“人情、面子、关系”，成了复杂的利害关系。大家说：司机、大夫、营业员三者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卖肉的公开卖人情关系，排长队的有人指责，他“啪”地拍刀，“我还不给你卖！咋了？！”卖带鱼的门上出现打油诗：“后门鱼儿大又好，前门鱼儿小又少，放假两天来排队，连根鱼刺没捞着。养儿长大也卖鱼，老子也好吃个饱！”一般人、老实人、按原则走正道的人，事事吃亏。有人花钱少，办大事；老实人花大钱，办小事，还装一肚子气！工资无形降了级，政治上被人看不起，说你“没本事”、“窝囊废”，甚至妻子数落，“我瞎了眼找错了人，跟上你当讨口子！”眼下办事，不问是否符合原则，相反都问：“门路走通了吗？”“拜了哪尊佛，提给了几斤‘猪头’？”一木器厂巴结领导做家具送上门后，头头看了价不吭声，一会说：“你们要反资本主义倾向啊！”送者心领神会：“呀，对不起，是会计算错了吧，我回去问问。”不久又回来，大笑：“硬是错了，这（一套）就值30元。”时下的理论：谁不是这么做的？人皆自私，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权也要会用，新贵上台其贪超过前任。总之，马列主义不时兴了，不过说在会上而已。

 1975.1.6 

   社会动态——偶遇一位林场检尺员，他鄙视社会上许多不公，如社员进商店买“红叶牌”香烟，营业员说：“这是元旦供应职工的，你也要？”他就不平：“怎么？贫下中农不能享受两盒！”车站卖票，内喊：“政治部的先买！”他喊：“我就是政治部的！”“为什么政治部的人应该先买？我也是人！”他哥是兰州汽运公司主任，他说：“他当他的官，我干我的活，不相干！”听他说的，感到“为民请命”者大有人在。

   上午，剧团各下乡演出分队汇报，在大雪地坚持演戏，一位老妇翻了一架山，跟上看了三场，说：“活了八十岁，才知道人演戏！”

 1975.1.7 

   街头出现各单位的标语：大干社会主义，大反资本主义！大打一场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倾向的人民战争！大学马列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决战七五年，亩产增百斤！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反歪风邪气，促进机关革命化！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反对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等等。

   武都县级机关动员，当场逮捕一税管所长（贪污三千多元），要大检举、大揭发。

1975.1.8 运动时间

   定每周一、三、五为开展运动时间，地委领导在地直动员时慷慨激昂：“只要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就不怕得罪人，不死就准备挨斗！”地区机关有以物易物、损公肥私、假公济私、投机倒把；有施美人计、有将汽车化为私有、有为单位拉煤中途私卸归己、拉木料自己先扣一部分。

   全团讨论，对能否真正打击歪风邪气没有信心。运动似乎开始，一没文件，二无气势。大家期望地委能够处理一两件令人心大快的事。法院拘捕了一名私下替人取环的女人、一个买卖婚姻、一个将自己三个女儿卖了一千五百多元。

1975.8.13

   一些流行的说法——

   1、群众等待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狠狠整治走后门、官僚气、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2、为什么城里人有工作的越多，子女反而都有工作，如一家八个子女，七个在外，老两口也有工作，最后的一个还是安排，无一下乡？为什么招工招生总以知青为对象，农民子女就得务农？为什么领导子女就优先安排；

   3、四种人吃香：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顺口溜：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人托人，三等人走后门，四等人在前门。富供销，饱粮站，医生打针有药片，娃娃头儿（教师）一边看；

   4、溜勾拍马吃得开，群众不爱领导爱；

   5、采购员说自己：上车像公子，下车像兔子，求人像孙子，回家像“傻子”；

   6、无论谁，听说搞“创作”，都叫“危险”！

 1975.8.14 

    夏夜最好是聊天，大家说出差是苦事，尤其武都六县。吃成了大问题，食堂就那么几个，且质差价贵，开门不定时，关门随意提前，过了点全城无饭。会议自然好一些，不开会沾不上光，另外会亦分等级，县委书记亲自抓或者开的是财贸商业什么的，油水厚，态度好。日常，门口来了吉普车下的人、住包间的，有专人送去。像这次广播宣传会，一天8角，自己排队。旅客们七嘴八舌，意见成堆。原因：一是农业上不去，猪少了，副食贫乏；二、有一点又走了后门；三、法权侵蚀，人分三六九等；四、领导不重视；五、服务行业不服务。

 1975.8.17—28 

   黄渚行—讨论成县参加业余调演的剧本后，到农村看看。县上多次介绍：“变化大，数黄渚，灯数它亮，面数它白”。报道组张忠说：“一定要去柏湾，占领文化阵地，小靳庄十件新事都落实了。从前有人唱旧戏、说古经。支书柏文成带头讲革命故事、办夜校、破四旧，还是军人作风。”还有一件事，参观成县“一打三反”展览时，看到有本“变天帐”，据说是一解放前乡公所管过账的人在文革中记的，被清查出来。翻了翻好似家庭“流水账”，不知有何奥秘，听说此人就在柏湾。

 1975.8.17 

    到柏湾，步行进山，一路景色宜人，深绿的山林。这一带有铅锌矿、林场，公路可达全部十个大队。公社王主任谈今年新特点：一、告状多起，一直告到中央，主要是修路中搞体罚、打死人；二、破四旧，得罪一些人。有人不满，敲脸盆，唱旧戏。

    进柏湾，村里气象不一样，医疗站、商店、学校、礼堂，农村有此景象很难得。与大队书记柏文成在碾场外树下歇晌时见面，公社吕秘书也没有明确介绍我来干什么，实际上连自己也只能含含糊糊，体验生活，别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解情况，了解哪些？下午，第一顿饭在柏林家，38岁，患气管炎，人软弱。兄弟四人均另过，老大在县籽种站，属于条件好的，住四檩三大间瓦房，村里最好的是五檩四，房前后有一米宽的屋檐。眼前的这一户，院内紫荆树，成串桃红色花，树身交错拥抱却没有树皮。女人27岁：“今年收成好，才开始还以前借的储备粮”。

 1975.8.18 

   支书当过兵，见过世面，是个爽快人，但似有戒备心，摸不清我要干什么。下午陪着沿东河走了一圈，最后在果树园休息，他说关键要集体有奔头，社员才能一门心思走。60亩自留地，如果让队里规划，全队人吃菜肯定不成问题，果木也可以大发展。

   晚，见到我第一次在农村见的新鲜事——120名上学对象自觉上夜校，分甲乙丙三个班，甲班为辅导员班，由柏文成亲自讲政治，学员为各队干部、民兵连排长、大队干部、回乡和插队知青。讨论严肃热烈，前排坐的大个子，三十多岁，大胡子，埋头抄黑板上写的“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乙班系初小班，语文、珠算。当老师的大个女子杨玉霞，初中毕业，大方开朗，见了我说：“上级太关心我们了！”丙班以女孩子为主，扫盲。在代销店，社员买写字本，别处少见也。

 1975.8.19 

   为消除柏文成的疑惑，我说这次来是为写村史、家史收集素材，他明显地舒了口气，当即安排座谈。走访原支书成桂贤，64岁，59--69年任职。他当干部坚持一条：不沾一分一厘便宜，就是产量一直上不去。村里的贡杆，是清嘉庆出了一位“三老爷”插的杆，杆顶方斗，后人都是贫农。旧社会这里穷，许多人靠做送葬用的烧纸。红军到过江洛，传言“红军爱我们穷人”，好几人都跟去了。访原文书柏一铎，当过民办教师，63年写戏《坐石臼》，地主罚长工坐上面。后来，村里那个石臼不见了。曾当过解放初农会主席的柏文玉，现看守果园。说村子起于清朝，当时只三家人。康熙时，庙上的钟刻着捐款人名字，有柏姓。好些人围过来，七嘴八舌说古经，看来回忆往事都有兴趣。

 1975.8.21 

   在队长柏文荷家吃饭，五十出头，墙上贴1956年黄渚乡柏湾农民业余学校毕业证，至今二十余年矣。他保存了1953年省出版社的一个信封、某一年看病的药方。“53年爱烦乱报社，提了个问题，人家回答了几页纸。有一次，把有人将死牛投到河里写了稿，来信表扬我。”

   晚，座谈解放前的经历，1949年古十月解放，部队从礼县过来，国民党军队在街道扎了一个团，自己吓自己，喊叫“解放军来了！”都跑掉了，两天后解放。来了穿军装的武工队，吃派饭，让大家想想是解放军好还是国民党好。贴的是陕甘宁边区布告，内容说遵守纪律、爱护百姓，组织民兵，选村长，春节一起耍社火，住了半年。之后成立农会，二五减租，反霸，土改，成立青年团，1953年建党。

 1975.8.22 

   同柏一铎、柏文卦谈，土改后出现两极分化，有人卖地。62年扩大自留地、小开荒。64年，我去公社反映，“这是削弱集体经济”。那时，一个劳动日0.14元，有人房前房后有大核桃树，1棵5斗，1升出斤半核桃仁，1石出一百多斤核桃仁；而不少人地势不能种树，这是不平等。我主张重新划，应该平均点，把树编号，按各户不同情况分大小树，后来干脆抓阄，分了树。说到唱戏，文革前都是旧戏，回荆州、出五关、铡美案。63年，杨一铎写了《坐石臼》，柏文成让我把坏蛋全写上去，上场的有两家地主柏上树、哈哈狗争一个长工。戏中地主婆唱：“我长得比谁都异样，两边脸蛋四四方，老财主把我早看上，先奸后娶配成双。”

 1975.8.23 

    晚，柏文卦谈：58年前穿胶鞋的人少，买麻也没钱，上山采椴皮做鞋。过去，供销点全部货只有一背斗，64年连洋镐都没见过，不会点炸药。58年宣传“铺盖碗筷是你的，别的都是国家的”。农村里到处说：干不干，三顿饭，出人不出工。58年炼钢铁，开山放炮，死了不少人。那时人不爱家，有个人炼铁回来，家具砸了当柴烧。吃食堂，也没有自留地。61年食堂散了，划自留地5%、菜地2%。大家认为干部太左，动不动就顶：“咋？你想搞58年那一套？！”60年农村反五风，62年集体没人管，单干沉重，三自一包还介绍经验。64年又收了不少自留地。那时，牲口分户养，一些人把集体的牛拉去开荒。目前，搞了一个十年规划，建设新农村。

 1975.8.26 

    同柏文成谈了一个多钟头，他认为农村主要是干部问题，接班人培养太慢。对未来考虑，准备向大队核算过渡。他说了一个有趣人物，正是县“一打三反”展记“变天帐”的那个人，其实是家庭收支帐，被当了“反革命罪证”。这人什么都记，上街拾个空瓶，记收入空瓶一个，价0.01元，捡张报纸，记收入0.04元等等，他记工分、出工、口粮分配，丝毫不差，有时队长、记工员都找他核对。因为他每晚都记帐，旧社会又干过差，运动一来，上面来人就把他当了重点，连账本内容也没有看，就扣“变天帐”的帽子。

 1975.10.21 

全文广播华国锋在农业学大寨会上的报告，这几年盼的就是一声举国跃进的战斗号令，地县干部感触尤深。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干社会主义，首先解决一个精神状态问题。武都县收到了参加这个会议的县委书记高维俭的信，立刻作了传达，反响很大，“这回决心过硬，不好好干不成！”目前，农村的确需要大的震动，不少地方山河依旧甚至倒退，生活贫困，连盐都买不起，年年靠救济，一些人不得不外出乞讨，干部不干，领导不管。这次提出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成县有个小演唱《社员书记好》，针对各级领导，有社员说：“听这个节目，领导心里得跳一跳！”选节目时，却有人认为“对领导有刺激”，应该拿掉，真乃怪事。

 1976.10.2 

   在招待所，有人详说一名知青因为不让他参加追悼会、于18号投井的事件，当时说是这个男青年在9号不让社员听广播，被社员打了一顿，他就纠集知青回击。公社报告到地委副书记，答复是组织批判，公社便抓了这个青年，9月18号不让他戴黑纱参加追悼会，他背了石头跳井，留条叫同学到井里捞尸。现传：他当时要听广播，一女地主分子阻止，两人打起来。后来一气之下投井自杀。这件事闹大了，死者的两个哥哥来要人，说：“毛主席刚刚去世，你们迫害知识青年......”言下之意问题严重。听说所在公社书记已不许上省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

     现在不论何事，凡行文如文革初上纲上线的做法，开头都会加上“哀悼”之意，然后才如何如何，中国人的头脑可谓快矣！街上有大字报“揭发”：两个驻队干部竟然在追悼期间喝酒划拳达6次之多。

 1976.10.3 

   出现红幅：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杨耀录来说汉王公社继承遗志，组织3个宣讲团：老贫农，忆苦思甜；老党员，讲阶级斗争；新生事物代表如赤脚医生，赞文化革命。还要调查资产阶级法权表现，组织批判。

 1976.10.21 

上午还限于党内传达，下午广播却公开了，可见层层传达早落后形势。北京上街游行，这儿让群众蒙在鼓里。很快到处贴出打倒四人帮的标语，街上有了节日气氛。晚，全民上街，我同庆爱领蔚蔚强强走在队伍里，一人一面小旗旗，武都街巷窄小，遇到对面过来的人流根本分不清是谁的队伍。一路大呼口号，沿街小儿亦狂喊“打倒四人帮”。今天的欢呼与十年前开始的上街二者有天翻地覆之别，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人经历了空前的悲哀、再经历空前的欢乐，最极端的感情在同一年爆发。

1976.10.22 

   犹如过年，远远近近都是锣鼓声、鞭炮声，几乎倾城而出，两万多人在莲湖体育场集会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常常为同一个地方同一群人庆祝截然相反的政治内容感慨万千。

   中央台正式广播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开始先放《国际歌》、《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区庆祝会宣读了十四、十五号文件，四人帮的罪行中尤其令人发指是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四人帮怎能想到中国人民会从内心如此仇恨他们。

 1976.11.1 

   四人帮从什么时候开始扰乱人心、破坏生活、阻碍发展？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憎恨他们？十年是与非的区分是件大事。粉碎四人帮以来，自己明显感觉有如下变化：

   一、思想得到一次解放，中国人心情舒畅了，对未来又有了美好的期望。这些年，人与人、上下级、官与民之间关系紧张，怨声载道，无论谁都有不安的、失望的情绪，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二、生产要发展。蒋子龙在《人民文学》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写一位老干部敢于抓生产，为此，他在第四期上登了“检查”，“宣扬唯生产力论”；现在，明确强调抓生产，“重视发展经济，增加生产的现实性态度增强。”这些年，明明是经济停滞不前，农村几乎没有新的变化，公开却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三、关心群众生活。人们私下说的就是物质生活，这应该是第一位的东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是限制了广大群众。工资、住房、福利、物质供应十几、二十年不动。所谓“二茬苦”，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就只能忆解放后的苦了；

   四、重提周总理。打倒四人帮后，人们到处抬出总理像。群众对没有能够好好地悼念一直感到心痛，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怀念之情；

   五、对邓不提“三株大毒草”。人们敢讲心里话了，打倒邓，有几个人会赞成？

   六、文艺界要变。这些年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群众说好必然被批判，如电影《创业》甚至罗列“十大罪状”！就剩那么几个戏，几亿人看的、听的千篇一律。作者亦万分苦恼，无所适从。《人民日报》形容文艺界上街欢庆时说：“如冲破闸门的洪水”，文艺应该有一个大变化；

   七、落实政策，尤其是对知识分子；

   八、扫除不正之风如走后门、拉关系、贪图私利等等；

   九、让老实人受到尊重。

1976.12.31 

   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一个注定会载入史册的年份就要过去了！我想中国人回忆这个特殊的1976年，一定是百感交集，以后的日子，人们会一次次回到这个起点分析、认识这段历史。

   得到马上开创作座谈会的消息，文艺这玩意与十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文艺工作者，自己并不清楚实际的位置，不知道到底干了些什么、有何意义？！

1977.1.22 

 参加全省创作会议后18号离兰，经岷县，19日回武都。听说大家都寄希望这次全省创作会议，结果大失所望，靠目前的文化局一伙人怎能繁荣甘肃文艺事业？所以，会上一致否定了他们的《纪要》。文艺解放首先是思想、政治的解放。可思考：

   1、为什么说粉碎四人帮是“第二次解放”？

   2、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和痛恨“四人帮”？

   3、所谓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4、为什么四人帮敢压制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5、为什么“请邓出山”大得人心？

   6、对文化大革命作何评价？

   7、四人帮为什么要大写“走资派”？

   8、为什么重看十七年的电影、小说有获得“新生和解放”的感觉？

   9、如何对待样板戏？

 1977.2.19 

   从兰州回来后，一时没有多少事，武都突然兴起学英语和中医热，显然人们对长期死气沉沉的日子有了一种新的想法，希望改变现状也有了改变现状的冲动。我亦买初级读本第一册，以前高中到大学都是俄语，从来没有实践机会，结果记忆里仅仅还有几个句子而已。现在，完全自学英语，从字母开始，居然很有兴趣，且背了不少单词。就在津津有味的时候，剧团说再找不到人，让我去横现河提《万水千山》的道具等等，不得不中断学习。历时几天，回家发现英语书被一位好友借走，据说新华书店没有货了。如同车没有了汽油在半路抛锚，我的英语一下停摆。

 1977.3.11 

   剧团新来一位任主任，今天到各家认门，他是地区文教局副局长。

   全城锣鼓鞭炮送农宣队下乡。

1977.3.15 

   任主任上台头把火——动员批四人帮和学雷锋。

   《人民日报》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社论中提到“要把学雷锋的革命活动坚持下去”。

1977.3.28 

  传达开展“两打一整”运动文件。知识青年下乡。一位部长在电影管理站讲邓就要上台了。

  现在的口号：大批出大治，大批促大干，大批大干促大变。

1977.4.6 

  《毛选》从天水迎回，全城鼓乐鞭炮齐鸣，街上张贴庆祝专栏、横幅和“五卷”目录。

  讨论《雷锋》，陕西1963年剧本第一场，虚构雷锋之父雷成刚系抗日烈士，牺牲前嘱战友荆生华找其家，让雷母带子奔解放区，并将两个儿子改名雷先、雷锋。在第三场，虚构的荆生华认出新兵中的雷锋，说雷锋乃革命烈士后代。1963年，我在北京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如果雷锋有剧本这样的“光环”，能不大加宣传？真人真事真名真姓，居然会如此故弄玄虚！难道不是“烈士后代”，就不成其为雷锋？！难道人为地制造“光圈”就真实了？！

 1977.4.10 

   地委宣传部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形势，提到“批邓是必要的，问题是四人帮另搞一套”。文革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三分问题是林、四人帮搞的。

  下午总结，“大治天下八条标准之一是搞好文艺革命”。

  省上回销粮到武都，灾区人均90斤。

1977.6.27 

  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广播大会。

  街上又有新华书店、地区防疫站、县电影管理站对地委、县贴的大字报，批“四”和兰州军区冼恒汉。

  地区的问题考虑有以下表现：

   1、批邓卖力，层层抓，别出心裁搞街头画。对“四”不恨，对总理不亲；

   2、农业浮夸，外流要饭人多。当上面来人，就把乞讨者关起来；

   3、大搞“双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4、不正之风、干部作风问题。

1978.7.11 

   我们每天接触大量生活现象，诸如文工团跳蚤大的地方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对于后代那几乎只能靠想象“再现”，与真实的面貌必定存在距离，甚至会是两码事。如万花筒中五彩斑斓的现实，即使当代人亦难以真正表现其真相，更别说显示她的神韵。

   武都接连发生因夫妻不和、恋爱不成及其它互相冲突而喝敌敌畏的自杀事件，一干部被父母逼着娶亲寻了短见；八旬老汉数次上门询问是否解决了“粮户关系”，遭斥责：“多少年都等了，在乎几天吗？！”一气之下而撒手。也有十分意外的，平凉少年篮球队教练乃武都人，带队到武都参加比赛，回到故乡大吃牛肉、樱桃，一下午的中毒性痢疾竟丧命！满城感叹。《三言二拍》是封建社会市井小说，武都何尝没有。

 1978.7.13 

  “ 四”造成惊心怵目的精神空白，使我常常思考关于“精神饥饿”的问题。1550年，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第一次提出“文艺复兴”的字眼，新兴资产阶级从精神上、文化上兴起解放运动，从而结束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四”只有10年，对人的精神的窒息与中世纪何其相似。1969年，文化局下放干部在礼县搞了个宣传队，到深山演出，那是极业余的节目，公社和大队趁机传达一大堆东西，一直熬到半夜，扶老携幼的观众大多睡了一觉，当台上的气灯再次变亮，我和同事们的所谓演出才开张，散场了却见山林间到处是火把、灯笼，人们大呼小叫，仿佛找到许多欢乐，那情景给我永生的记忆。

   人不能没有精神生活，不能缺少精神食粮。图书馆一面无书可借；一面又尘封大量的读物。结果发生少年入室“偷书”的事，所“偷”恰是当时的“禁书”。我的同事、作家赵燕翼在《草原新传奇》“再版序言”（1978.6.4）中说：“四”的年月，“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作家投笔不写了，书店货架是空的。如果谁有过去出版的有趣的小说，就会被各种读者借去（或“偷”去），在千百人手上周转传递......”想想那些年，我们自己也将《第二次握手》、《梅花党》等等手抄本辗转传阅，精神饥饿的滋味谁受得了？物质的饥饿见于各种记载，精神饥饿对于人类的损害却少有关心。奥地利茨威格则是用形象揭示精神饥饿对人摧残与祸害的最有力度的作家，在《象棋的故事》里表现的精神饥饿远比生理饥饿痛苦难忍。契珂夫的著名小说《打赌》，尤其证明这个问题。

   构思话剧“饥饿的回答”或“禁区”。

1978.7.14 

   变相买卖婚姻多起来，同西关修鞋的温州小老乡聊天，辛苦目的就是为娶媳妇，如今千元女上门了，不过是戴手表陪着他补鞋而已。听说还有姑娘出嫁论斤估价。

   找男人的顺口溜：年纪轻轻是科员，工资高出七十元，政治面貌是党员，外表长得像演员。彩礼：大罗马四个圈，大小衣柜十大件，四季衣服要毛料。有戏校女生云：谁吃香就找谁，开始是臭老九，后来工宣队员，又找司机、医生，最后找了技术员，这一切掩盖着缺乏爱情的现实。“四”时的戏所有“一号人物”统统是禁欲主义的化身。同时，社会存在普遍的性无知、愚昧、无人性，一个无性的时代是可怕的。

 1978.8.23 

   知识分子一心要干事业，似乎有劲使不上，生活的后顾之忧好像格外沉重，一日三餐分心，吃大米得靠找私人出高价，蔬菜须一趟趟跑集市，一月一斤肉票排长队不说有时还添一肚子气，烧柴看有无关系通过司机稍来，否则每月仅柴要四五元，而且这类家务还导致一家不得安宁。烦人的琐事外，不正之风更让人闹心，没完没了的关系学将你置于困境，时间、精力大量无端地被无形侵犯，所以《今天我休息》中再现1958年人与人之间和谐团结亲密的情景，由不得男女老少观众一次次“啊”地发出感叹。我们热望新时期新作为，知其为却不能有所为，是多么苦恼啊！ 

 1978.9.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远未被人们真正认识。有的人还在用“四”时的那一套，他们总感觉在搞运动，总是想方设法给别人罗织罪名。过去许多年，干部学习似乎只为掌握搞政治的技能。今天，新长征突出科学技术，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的文化知识，可是很多人习惯了空头政治、喊口号，面对新情况不懂也不学习，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新事物。武都这个弹丸之地，颇得夜郎之风。

 1978.10.1 

    昨晚，满城争看赵文华组织的老艺人国庆献演《断桥》、《二进宫》、《拾玉镯》、《芦花荡》，猛然想起那十年，这同一台晚会必定愤怒地打成大毒草。结果呢？批斗多年，不过只须上面说一句话，就什么事没有发生似地戏照演，当年声色俱厉为了什么？生活中翻来倒去地上演虚妄的形式，法国萨特《肮脏的手》就是针对这种生活，但他提出了自己也没有解答的问题。

1979.1.3 

   三中全会宣布从今年起转入建设时期，生活应该揭开新的一页，没完没了的斗争和群众运动终于可以结束了。新华社记者曹永安有篇报道（1978.12.30《人民日报》）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机车厂工人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说：“这个公报说的不是官话。”“解放以后，咱们国家的工作好像有个毛病，每当国民经济发展了一点，日子好过了一点，运动就来了，就砸锅了。”“每次运动之前都喊‘三不主义’，可是每次都打了棍子，戴了帽子，揪了辫子，但愿这次是真民主，不是掺水的民主，让人民的各种不同观点畅所欲言。”

   文革为什么发生？那似乎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起点——反修防修，为什么结果则畸形产下“四”这样的怪胎！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这难道不应该从更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及更广泛的滋生其土壤寻找原因？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1、中国曾是古老的封建王国，近代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一个像样的不断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免杂有封建色彩；

   2、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因此连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中国人还不懂得民主是一个争取生存权利的武器；

   3、没有完备的法律和健全的法制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4、中世纪式的神学、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5、脱离物质生产的革命，破坏了物质基础；

   6、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以及既得利益的一群人；

   7、小生产习惯势力及小资产阶级种种劣根性，左倾幼稚病；

   8、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病，一面是领导中的腐败无能；一面是群众受到压抑，对上面存在的问题毫无办法。

   学习三中全会公报，人心回暖，但也感到“上头热，下头热，中间冷。”人民急切地盼四化，“中间”的当官做老爷，让人忍无可忍。当前燃眉之急是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投入行动，再别冷落了人民刚刚热起来的心。

 1979.1.10 

   我想应该有这样一些措施：

   1、立即限期要求每个领导者，向其所在单位拿出短期（几月、一年）、长期的施政纲领公之于众。为老百姓、职工办什么好事，准备怎么样做、为什么这样做。群众可以听他的演讲，进行质询，同时帮他完善、充实行动方案。一当确定，具有法律性质，交有关部门和群众监督，对开空头支票或者执行不力的予以惩处；

   2、民主选举，先在一地、一部门、一单位试行，马列著作中十分重视选举问题。而我国所谓公民投票，走过场，选谁为什么选无人问津，由上面说了算。许多地方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

   3、迅速精简行政领导和工作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

   4、领导人的工资与补贴结合，今天是书记、厂长，就拿对应的报酬。明天是工人、一般干部就按照相应的工资对待；

   5、以最大的努力培养人才，破格提拔，欢迎毛遂自荐；

   6、侵犯人权、破坏民主即犯罪；

   7、一切改革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

 1979.1.12 

   北门墙上贴出卖13岁儿子的“启事”，不知何人所为？

   招生舞弊，街谈巷议，记者老杜说“省上工作组春节后来”。

 1979.2.17 

   今天才知道有位美籍华人要携家回武都探亲，这是稀罕的大事，街上观点纷呈的东西一下子被“安定团结”之类大标语盖了起来。人们议论纷纷，像等待一个“大人物”。

1979.2.19 

   “大人物”终于回来了，听说其夫人老家福建，一时间武都的女人谈得眉飞色舞，凡见了那位“夫人”的都惊讶不已，快五十的人比三十岁还年轻，都琢磨永葆青春的秘密。“在纽约开饺子馆，雇一百多人，男人是解放前随国民党走的，后来到了美国。穿一套红格紧身西装，女人眉毛描得细细的，还戴耳环，可精神了.....”夫妇上街，被围得水泄不通。“啧啧，到底在美国，人家吃的是啥？全是营养。”“他是汉王人，哥哥当生产队长，一顶火车头帽，老棉袄，满脸皱纹，不敢和弟弟站住一起。”“他和一个老邻居合影，当时就将彩色照片给了，老邻居逢人就说就让人看照片，如同祥林嫂，嗓子也讲哑了！”真是奇怪，这时候许多人恨不得从八辈子里挖一个海外关系；而当年如果有这样的关系可要大吃苦头，事情就是这样180度大转弯。

 1979.2.21 

   由专人研究县委宴请美籍华人的菜谱，下午，先座谈后吃饭，围观者太多，只好关起大门，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守在门外。

 1979.9.20 

   于清潍在甘报写《少说空话多务实》，批评武都不关心群众生活。

   就群众生活而言，以拿工资者说，我想可以分这样两种人：领导层、有本事者；安分守己、普通百姓。其二者生活差异有多少？若按四口之家、收入相同在武都生活作比较：

安分守己、普通百姓者——

   柴 1个月300斤，0.025元1斤，共7.50元。

   米 13斤面换10斤或1.3斤粮票（0.23元1斤），1月30斤需6.90元。

   葵花油 高价1斤2.40元。

   肉 每月1斤（骨头带皮）等于半斤；或高价1斤1.20元。

   蛋 高价0.11元1个，1个月15个，1.65元。

   菜 高价每月40斤，每斤0.10元，每月4元。

   共23.65元

当官、有本事者——

   柴 300斤，每斤0.006元，1.80元或免费。

   米 1斤买1斤，每斤0.156元或换1斤粮票，1个月4.68元。

   菜油 平价1斤1.00元。

   肉 每月1斤就是1斤、平价0.76元。

   蛋 平价0.07元1个，1月15个1.05元。

   菜 平价每斤0.04元，每月1.60元。

   共约11元

   上述用费对比，看出这样的事实：前者2.30元等于后者1元。但这不过是表面推测，后者还会有人将相当的好处送上门，天知道有多少油水。至于生活质量更无法同日而语，二者政治前途显然是天壤之别。

 1979.11.7 

    成县发生一告状者到县委用雷管自我爆炸，听者非常震惊。成县爆炸的男子，文革中打人又被打，离婚后无家可归，当过教师，死前为社员，要求落实政策没人过问，还被训斥，想不通出此下策。当时，县上头头开会，他点了导火索，但刚冲到会议室门外就炸了，据说他的血肉飞溅四处。闻者多遗憾地调侃：他死得冤，头头开会时，进去引爆就好了！

  （后记）从《仁川日记（1970-1979年）》选择了能够反映那个时期地县实际状态的内容，看一看当时的老百姓所思所想，尽管不过是一叶之举，还是可以感觉出现实的某些方面的实情。中国人一步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社会常常出现集体性遗忘，经过了的同时也置于脑后，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历史需要准确而公正的总结，而这往往不是当时人可以做到的，因为历史既须具体人和事更需要宏观的研究得出一个时代的评价。从个人角度说，我一直希望有专门收集任何日记的部门或刊物，以利于为写出真实有价值的历史提供素材；但这想法似乎是空想，因为时至今日并没有什么地方专事此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