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处处说富道穷，话题显然与过去不同 。如何富起来？如何不再贫困？其实是一起向未来的目标之一。贪腐、投机、玩阴的之类，不用说是我们必须打击的行为；但怎样致富，让中国人真正踏踏实实地过上好日子，并非易事。要有真心实意如焦裕禄似的以人民至上的带头人、行之有效地务实的工作和完全有利于让人民致富的措施，并且形成一种相应的体制和环境。

     如今“快手”、“抖音”以及自媒体、网红之类到处都是，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通俗歌曲流行的状态，许多实实在在表白人生的歌词为人们津津乐道。“胸怀朝阳干革命，高举红旗永向前”之类，尽管朗朗上口，大可谱曲放歌，听来却有隔世之感。代之以“外面的世界好精彩”、“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奇怪”，衣食住行统统纳入词林，歌颂能挣会花，爱你潇洒走一回，每日每时从卡拉OK厅流溢的大白话音乐语汇，淹没了生活的大街小巷。什么时代唱什么歌，当眼前的的确确越来越富裕的时候，所有的歌便不约而同地贴近现实、贴近人的胸口、贴近生活的鼻息，时下的流行歌曲，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社会从内容到形式的由穷至富的千变万化。

   这千变万化，最突出地显示于分配与消费上不同层次的反差，亦即人们口头常说的“富”与“穷”的对照。面对一些人先富起来，特别是一些人暴涨似地富起来，使日子虽然比过去稍有起色的其他人，相对而言不免产生失衡之态，形容自己，曰：“穷”。

     在鲁迅的故乡，极难见到阿Q态的人物，除了那顶著名的毡帽被当了旅游纪念品，阿Q式的“老子先前阔过”、“儿子打老子”等等精神胜利法则，统统被富起来的阿Q后代抛到九霄云外。为什么呢？皆因阿Q之时乃真正的赤贫，岂止不曾阔过，干脆一无所有，又无以致富，于是只剩下语言的自我安慰。笔者1992年从温州考察归来，最大的感想是只有社会富裕、人民群众富裕才能真正驱逐阿Q习气。如今，阿Q气在淡化，昔日的闰土正在振奋，温州人的自我是充实的、向上的，他们中许多人十分富足，与农村、城市尚未先富的人们相比，堪称“富”也。

   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刀切，一拉平，大锅饭......中国过去制富致穷之举发明可谓多矣。今日也颇有余风，被形象地比喻为“红眼病”。不过，都无法抵挡国人致富的脚步。眼再“红”，是你自己“点眼药”的事，与手脚放开的致富者并无干系。

   清人沈起凤有小说《换形乞丐》，一个名金蛮子的乞丐，一天，“乞于富贵家，归而痛哭”，妻子问其故？他说：“人生等七尺耳，被魇膏粱，衣文绣，日拥娇妻美妾以为乐；而我寒馁若此，何狠心阎老，不公一至此哉！”这个金蛮子以贫穷对比富裕，愤愤然指责“阎老（或曰老天）”“不公”。于是，“阎老”召见，给他换了舌头、肩背、下体，告诉他，从此可以饱餐山珍海味，衣着绫罗毛裘，夜有美女相伴。他大喜过望，回到阳世。次日，妻子照旧仍赠之以残汤剩饭、破衣烂衫，惹他大怒，说：“你怎敢羞辱我？！”妻子不明就里，惊问何故？于是，他煞有介事地讲述“阎老”如何赐以富贵生活，妻子听后大笑：恭喜恭喜！只可惜忘了一件事，你从上到下换了个富贵身子，就没有换到一个富贵命。作者说这事虽属游戏之谈，然而世上类似的人何曾少过？今天，倘以“乞丐”比喻害“红眼病”又梦想坐享其成的人，二者的心态是十分相似的。

     笔者以为，今日说富道穷绝非以“乞丐”之“红眼”，大叫社会不公。所谓换一个富命，是必须付出走向致富的切实行动的。在江南，求神拜佛风行，一些人明明致富有方，合法经营走上脱贫之路，却祈望神灵保佑其富永驻，这些今日富翁或“小款”、“大款”的心理状态，仍是穷怕了的后遗症；而尚未富起来或相对于大富者还不免发窘的人，万万不可仿“乞丐”做“富贵梦”，怨天尤人，指望天上掉馅饼，固然也是穷怕了的折光，但靠此心态是断断富不起来的。因为，从来没有救世主，“命”在自己手里。阿Q糊里糊涂地结束命运时，高唱“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其实，“好汉”在现时，必定大大嘲笑“二十年”前的那个贫穷而不明事理的先人。

     阿Q与“乞丐”，均同致富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