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马克思之现实观，中国呈现的一切，不会有神秘感，不会是不可知。但现时的作家，其小说充溢着X色彩，原因在主观体验与终极关怀之间存在不可知因子。直面写实的如《一地鸡毛》、《烦恼人生》、《懒得离婚》、《大厂》，避开形而上思虑，展开作家眼中的“现实”，由读者自己理解。被称为新生代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的三十岁左右的作家，小说仍重在写实，主观感受更为浓厚，尤其透着感情上的神秘气息。感情的支配，往往让人做出意外的行为，而一切发生前往往是未知数。至于感觉“危机”的感情，更可能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来。

     中国人已经没有感情静态的生活，各种层次的人多少都有内心（内在）的和外在的冲突，乃至感觉着一种危机。毕飞宇的《五月九日和十日》中，一对二婚夫妻，突然因为妻的前夫到来，感到了内在隐含的无法说出的尴尬与冲突。一阵风地度过了“难堪”，并没有影响这对夫妻今后的生活，不过，他们相处的这两天各自的体验唯小说才能表达，细微的人生起伏，存在向感情危机的严重结果发展的可能，只是人自己将它巧妙地掩饰或置之不理。《驾纸飞机飞行》，男人有了妻女，又产生一个没有确指的念头，“我想恋爱”，心里有了危机的阴影。但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危机”，如同一架“纸飞机”的起落。这算什么？精神疾患？文化缺陷？感情危机抑或是追求新的和谐新的精神需求？

     一对夫妻充分享受权力给予的好处，运用到娴熟的程度，如日中天时，女儿却被人无意中“走火”枪杀。于是，好像一种冥冥中的报应，二人虽继续享受无边，但同时失去往日畅快淋漓的快感，在舆论与现实中有了无法一卸了之的精神负担。一位谨慎爬行的老实人，熬到中层干部职位与儿女亦安排工作的“三喜临门”，偏偏儿子在“好岗位”大胆伸手，急功近利造成经济损失而犯罪。慎而又慎的老实人说：“一当儿子蹲大牢，我就辞职。”一名过胖的女人，谁也看不出她内心的需求，一日传出离婚的消息，她对好友说：因为老公性无能。接着公开征婚，男人皆“过来人”甚至见第一面即直奔主题。一切显得自然，听其对某男评价均与“性趣”相关，谈到“性”致其感情危机。这与开放前的社会观念，二者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感情”在今天主宰了流行，人们的感情跟着感觉走，欲望野心勃勃，随时感觉灼人的焦虑与苟合。《废都》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感情跟着感觉怎么走——现代人的情感空间显然越来越大，底线在哪里?却因人而异，跨世纪后，似乎名人效应更加突出，人皆有七情六欲，名人——通常指活跃在艺术界的明星，自然其感情的欲望尤为旺盛，越轨、嫖娼、包情人似乎成了他们的专利，也是社会最容易议论或者道德谴责的对象。这就生出一种“危机”，对艺术上或者事业上成绩斐然的却不能洁身自好的名人，应不应该与对待常人一样，用道德、法律衡量，对违法者予以处置？一位年轻未婚的钢琴家，已在国际名声大振，不料挡不住感情欲望的诱惑，嫖娼后被媒体曝光，引来一片喧哗。如果他只是个没头苍蝇般的常人，我想根本无人为之奇怪更不会加入舆论声讨及道德评判；一些人为之辩解，说他不过是花钱获得一时快感而已，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尤其是他母亲痛心地说：儿子是知名钢琴家，不过犯了个微不足道的小错，为什么放不过他。明星的感情危机一下子反而成了指责社会和舆论的声讨依据，言下之意，是中国现实无情抛弃了她的儿子，执意伤害和抛弃一位前途无量或者必定为国争光的钢琴大师！我想，同样的嫖娼，换作其他任何一个人，这位母亲绝不会站出来为之说话，甚至也会咒骂嫖娼的那个人。表面看这对母子的感情似乎跟着感觉走，其实同样在道德绑架除她儿子以外的所有人。

     钢琴家要出走，是现代“名人”处理“危机”的通用方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钱、有名，类似的一些艺术名人，都以此处理感情的金钱的名誉的“危机”，有的甚至宁可放弃国籍，投奔他国，以此表明强大的“存在感”，危机被他们化解，反过来是强调他们不得不作如此选择。他们的行为已是一个悖论：我可以凭着个人的名声、资本做感情需要的事，不然我就一走了之，奈我何！

    我以为，国家、社会、现实，都不应该听任他们这样化解“危机”，对所谓名人同样要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处理其感情或者道德引发的问题。对人与人之间出现的种种形式的不平等，同样都要坚持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打击贪污腐败如此，对名人的违法违纪同样如此，否则，中国人应该如何做人就成为一个世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