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有一个故乡。

我的故乡在解县二区（现在的盐湖区龙居镇）小张坞村。

我的新宅建在小张坞村第二生产队，是1962年我们弟兄三个分家后新建的。已经50年了，西房翻盖过一次，北房和东房是1980年新盖的。

因为今年雨多灾多，日前我的西房塌了，北房漏了，东房也破败得只剩下两面残缺不全的土墙……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我在这个“新”宅里发生的许多故事……

（一）

那是1962年，因为我们弟兄三个先后成家生子，做为老大我不得不搬出去另住。我找了队长王栓虎和贫协组长王冬至，经他们研究，计划把原属于王安吉的打麦场分给我做院基。安吉闻讯也找到队里，说：“那地方原来是我的，我也有几个孩子将来需要院基。”队长笑着说：“那咱现在就说好，如果你不愿意将那块地方让志英做院基，也行；但你那几个孩子长大后，可不准向队里申请划院基！”安吉想想，“不对。因为几个孩子将来需要的几个院基！”无奈，只好同意队里的安排。

我接到通知后，非常感谢队委和贫协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因为分给我的是一个四面有墙的场院，虽然西墙低一点，必竟是个回圈的院子，老妈、老婆和孩子搬进去后，也不会因为我长期在外而睡不踏实。

队委与贫协同社员之间天生的就是一个整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到组织生产、增加收入，小到米面谷豆和油盐醤醋，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鱼儿离不开水的关系，我们的队委和贫协尤甚。

（二）

“娶媳妇盖厦（房），提起害怕！”

我是房主，却长期在外任教，盖房期间不能回来料理；老妈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爱人是全家唯一的劳力，却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无奈，岳父来了个全家总动员：岳父到处寻匠人，内兄动手挖基底，连襟来家打胡基，三个妻妹拉土垫房基，岳母和爱人负责做饭当后勤。我的父母亲和弟弟、弟媳负责拆老家的北房（分给我的），两个大家里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岳父找来的匠人是山东的，习惯于“墙搭厦（房子）”，从不“先立木，后盖房。”父亲看到后，急忙请来本村的好木匠，指导着山东匠人先“立木”。所谓“立木”，就是用大木料先立起柱角、搭好大梁、放好檩条，贯上木椽，钉上帘檐，大架起来后，再按步就班建造新房。就这样，打闹了半个多月，建成了三间西房和一间灶房，连二遍泥都没有抹，我们就搬进去了。

新宅的建成，证明了“团结”“齐心”之重要，也体现了岳父一家“爱女”之心切。岳父一家，在整个建房过程中，从劳力到资金，从白天到黑夜，不分老小，不分多少，从头到尾，全力以赴，简直就是“事无巨细，援助到底。”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岳父、岳母及他们一家人的恩德。

（三）

1976年8月，我在王范公社担任党委书记时，因为揭发地委书记虚报产量的问题被打成“邓小平爪牙”进行了“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又被冠以“四人帮爪牙”抓进监狱进行“隔审”，过上了“领着工资，交着党费，却同犯人关在一起”的日子。期间，还将我转押于夏县监狱，按“政治犯”对待，时间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 

在他们的折磨下，我的下肢瘫痪，久治不愈，当时的“清查小组”才通知我“回家养病。”

我回到了我在小张坞村第二生产队新建的宅院。

回到新宅后，副大队长韩立民向我讲了一个故事：“咱们县委书记讲，你的家盖得明光彩亮，雨天走厕所也不湿鞋”。于是，把临猗县公安局参观团吸引来了。我将参观团领到你家门口，说:“这就是王志英的家，你们进去看看吧!”参观者一看门楼是用杨树稍节盖的，大门是用烂木片片拼凑起来的，院里只有一间又小又矮的土胚灶房和三间没有抹二遍泥的西房，露天的土胚厕所不足两平方米，来人便怀疑地问道:“这是王志英的家吗?”我说:“那还能有假!”来人不信，就到巷里打听，巷里人都说：“那就是王志英的家”。他们这才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说:“怎么不会是这样呢?他一年四季忙着公社的事，根本不顾家，你说家里能成个什么样子?!”

一个县委书记竟能不顾事实而信口开河，我的案子能不假吗？

越想越气，越气病越重。眼看身体恢复无望，我失去了生活信心，情绪十分低迷，总想到一个“死”字。

爱人见我情绪不对，便寸步不离，并苦口婆心地劝我：“好我的您哩，为了咱们的孩子，您要好好地活着！有你在，我们就有一个回圈（完整的意思）的家。娃们有爸，我有丈夫！就是你老躺在炕上，我也有主心骨。不管公家要不要你，反正我要，娃要！您可万万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我想，也是。几个月后，我在运城县法院院长张正谦的劝导下，赴西安、到北京诊治。北京确诊后，回来继续吃药疗养。爱人王淑珍也象照护小孩一样，给我喂水、喂饭，擦背、洗脚、按摩、照料大小便……在那段日子里，她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想法儿让我的身体快快好起来。

终于，在她的精心照料与北京治疗下，我逐渐恢复了健康。

1981年11月，县委又为我召开了“全县平反昭雪大会”，并任命我为“运城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实践告诉我，没有爱人的精心照顾，哪里有我现在的安康?!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