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颇神秘地描述了一个“怡然自乐”的隐居社会以来，世外桃源的景象就一直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们神往的乐园。

   笔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重读《桃花源记》，仍免不了为之动容。不过倒并不希望如桃园人士那样弄得与“外人间隔”，“不知有汉”；我所热心的是安居乐业地过日子而已。“桃园”通常被当作“仙境”，其实，里面既没有时下的高消费，也无自我表现的卡拉ok，有亦不过是“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那里的男男女女所享乃“种作”之苦，那么自己何来向往之感？左思右想，以为就在于“安居乐业”。

   倘若，一会儿担心“飞鸽车”不翼而飞，一会儿惊恐窃贼破门，对遵纪守法只求平安无事的笔者一类人来说，必定要添几分不安和忧虑。有时是为别人的不幸叹息不已；有时轮到自己哭丧着脸。即使这些都未亲历，仰赖现代传媒，我们几乎每天可以感到某个角落发生的犯罪，并且“罪犯低龄化、手段现代化”，“作案方法残忍，胆大妄为”云云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活着的公民岂有不因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不忧心忡忡？

   西汉人贾谊替皇帝的治国安邦出了不少主意，《治安策》所述便是流传千古的治世方略，其间辗转反侧论述“安上而全下”、“以危为安，以乱为治”的道理。翻检史籍，历代君臣寻求治安策费尽心机者不乏其人。不同的社会必有不同的治安问题，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治安策。这虽不能也无须套用，今天借鉴一下，不能说绝无必要。古人曰群策群力，就有社会问题让社会成员集思广益的意识。

   《史记》载齐国丞相曹参召集长老诸生垂询安聚百姓的办法，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曹参不知如何定夺，于是又派人恭恭敬敬地去请来一个叫盖公的人。此公果然不负众望，大讲了一通“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言。笔者对黄老思想素无研究，不敢妄言，唯欣赏曹丞相恭听“盖公”之言的态度，他先遍请诸生出谋划策，然后又深入民间，真心诚意地求贤，最后一当决定采用盖公之言，立即恭让盖公住他家的正堂，以示推行其主张的坚定不移。

   桃花源里肯定请不出“盖公”，那里显然没有社会治安问题；并且在武陵渔人之后，凡“寻向所诘”者都“迷不复得路”，渐“无问津者”。大约，本来就不曾有世外桃源吧。执法者只能在桃园之外多听听民间的声音，我以为“盖公”未必会少，寻求治安良策，随时需要像“曹参”式的不耻下问，欲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问题乃至一切现实问题，务必广开言路，恭恭敬敬地、行之有效地听社会各界“盖公”之言。

   然而，距离这篇写于1990年的杂文几十年的今天，“盖公”之言是否言路畅通了呢？忆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一轮又一轮地方官员（当然是真正有实权的领导）与老百姓面对面“沟通”之风，力求解决民众渴望解决的种种问题，效果如何，未见确切报道或者通报，不过我以为这总比不作为和懒政、听任民众积怨、不务实，脱离群众要好！而且，更希望进入新世纪后，政府部门都能坚持问政于民的好作风且一定让人看到真实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