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你究竟为什么思想？

      你站在什么地方（位置）思想？

      你的思想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一方面现实呈现轻视、冷漠、否定思想的俗艳的人气，且旺盛地靡漫了城市与广场的空间也即是思想者实际身处的环境；另一方面，思想者——广义地涵盖时下所称谓的知识分子，既然无法拔着头发跳出这俗艳的人气圈子，自己亦不能免俗，我们就要一次次地问：那么你该干些什么呢？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惶惑于找不到和找不准立足点。那么，思想者是否也该重新塑造自己，行动起来抵御和清扫污染“思想”的“鸟粪”，从而走出历史性的尴尬呢？

    不错，我们曾经有全民高举“思想”的年代，思想变得像一件“外衣”，没有人不穿了去“开会”、“斗争”、“演讲”、“辩论”、“检查”，最后还要穿了去“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思想就是一切，思想是万能的。思想甚至也是欲望，我们所有要做的和想要做的都会以“思想”的名义。

    后来，人人大喊大叫“思想”的年代一夜之间却模糊了，渐渐地人们觉得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后来，突然在某个什么时候，中国人很容易地就发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史无前例地变化了，可自己所思所想的连自己也认不得了。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怎么“思想”关于“今天的思想”是什么了！自然，更不用说“思想”什么我们有没有思想家了！

    思想，这是人之灵魂，现在，是我们到了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视角，关于如何回到自己有理性的“精神家园”时的思考，通常会用“浮躁”二字形容当时自己和别人的、社会的生存状态。捕捉与八十年代同质同构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是吃力不讨好并且成为梦呓般的事。人们很难从躁动的人群里、从千军万马“下海”的波涛中，一眼认准昔日（其实不过才一年或几年）的那些传统型知识分子。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话语、情绪、追求和生活方式、价值观，也许还能找到曾经的文化遗存，但绝不是几年或十年前的那类“知识分子”。社会转型期发生在中国终于揭开市场经济序幕时，接着以飞快的速度，举国膨胀商品意识。如同文坛仅用十多年走马灯似地转尽西方百余年此起彼伏的新流派、新主义，华夏大地也一股脑地演变着现代主义、后工业化社会能有的一切：高科技、高消费与享乐主义，商业化淹没人的个性，新的文明与新的愚昧，知识分子从来不曾见过、不能了然的社会竞争与金钱至上导致的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这一切顷刻间就将知识分子抛到潮流后面或边缘，仿佛世界一夜之间再也不需要谛听代言人的教诲，书斋的声音微弱到近于失声。评论者进而称之为“失语者”的人，首先是一贯指导人生灵魂的工程师——作家，表现出落魄、茫然不知所以。最典型的例子是，向来迷恋乡土文明、善于从淳厚民风洞察人性纯美与神秘文化的名人贾平凹，转点混沌无望的城市，创作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废都》。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是“失语者”以冷眼对自我的拷问，这一次选择有其文化色彩，小说中一群甘愿堕落而致颓废的文人及其与美人畸形结合的“新”文人，象征知识分子对往日固守的“精神家园”因为被自己颠覆而陷入迷茫、困惑。令人吃惊的是这群文人已经没有“痛苦”，反而认为“废”即是人生对另一种文化——作品中的颓废、病态、变态文化（也是现实中某种真实画面）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六年间，知识分子形象在“新生代”作家（出生于六十年代，写作于九十年代）那里，几乎人人变形为处于几种文化夹击而无法逃遁又无可奈何的尴尬人生。他们身不由己、半推半就地成了“文化边际人”。也就是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往昔对自己如鱼得水的文化群体单纯、执著的认同；他转而参与另一种与自己思想和心理不免冲突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的文化群体，又不甘心完全成为其中一员。于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圈中陷入两难，不时暴露内心的不自在而无比尴尬。

    被评论界归属为“新生代”的女作家徐坤，在小说《热狗》里对这类尴尬的“边际人”有精彩的描写：专门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陈维高，仿佛是赤身裸体在家独自欣赏自我的人，到最后忽然一片灯光，四面原来全是观众的眼睛，他不知如何逃避才能脱离困境。这位已届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按惯例会安于现状、自甘清贫、对家庭极尽责任、对名利地位无太多奢望；况且他已功成名就，还有政府给的特别津贴、住房也到了四室一厅。可是与这些被知识分子固有群体羡慕的待遇和成就同步而至的，是另一个文化群体或文化圈对他的诱惑以及他在诱惑面前的自我放逐。向来高雅、严肃的做学问的笔，如今无所忌讳地大写低俗的捧场文字，而且获得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小鹅儿的青睐，使他禁不住心花怒放，最后竟然完成了做梦也想不到、不敢想的肉欲结合。这结果本来应该是陈维高之类口诛笔伐的东西；然而，他却从中找到人生的“甘露”，唯此才有了与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的“适应感”和“成就感”。在同美人“灵与肉分离的迷人境地”，昔日所谓“坚硬的情操”如溃堤般轰然坍倒，从此恍惚于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价值观念之间。他再也不能坚守原来的文化阵地，只好跟着感觉走，走在尴尬的困境中。

    小说《热狗》中的知识分子，在“快餐消费”式的世俗化、商品化的文化冲击中，灵与肉裂变，具有九十年代的特点。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之前的恪守思想的启蒙者、屡遭政治挫折和生活不幸仍以崇高的人格“贞操”独立于世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将陈维高当反面或应予批判的对象，小说写出当下知识分子的失落、迷离和寻找别样文化的情绪、心态和欲望。知识分子不再具备居高临下、一呼百应或以其睿智、思想促成他人改变人生的能力和气魄，甚至自己也失去充当智者、导师的愿望。知识分子回到地面，与“俗”共舞，也许必须迎接不同文化反复撞击，不断调整自我，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不过，“边际人”的角色或许要延续扮演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的各种文化与文化群体并没有定型，精神文化快餐还会泛化于各种角落，知识分子有待重塑自我和追求新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应该是改革开放又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春天的故事”那个优美而充满激情的旋律中，整个社会仿佛被千军万马掀起的商海波涛所振动，所有人一夜之间都似乎可以“弄潮”。从来多少有“魏晋之风”的知识分子也坐不住了，过去相聚高谈阔论无非是“学问”一类并不直接与经济相关的玩艺；忽然有那么一天，他们竟然一起想到“下海”，于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企图一改昔日空谈之弊，一个个挖空心思地打起了“发财”的主意，正如当时风靡一时的《废都》中的一个著名的用语——泼烦，正好形容那种浮躁的心态。带着历史文化遗产烙印和当代起伏不止的思想影响的各个生活层面的人们，几乎同时来到一个大潮汹涌的经济领域，难免不产生唯恐被潮起潮落所抛弃的躁动不安和浮于表面的心态和举止。尽管人皆曰市场经济乃法制经济，然而，从无规则到有规则，经无序走向有序，这要实实在在的有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要切切实实的在法制化、规则化的过程中操作，要真实地表现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社会实践中。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激情投入商品大潮，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坦率进行利益抉择，希望在利益面前平等，在机遇面前平等，这其实是要求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平、公正、公开。然而，正因为实现这目标有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一些急于求成、急私近利的人便视“规则”和“有序”为障碍，期望一夜间攫取《天方夜谭》中打开藏宝洞的神奇钥匙，他们的浮躁也就与众不同，不只在情绪上、心理上，尤其在行动上不知所以，其特点就在处心积虑地进行不正当竞争。

     这些人称得上是“弄潮儿”,在尚待有序的变革中很有点得心应手的神色。价格上心黑手狠，弄得被斩的“上帝”无不大惊失色，以上海为领头羊的一批大城市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暴利斗争。今天，人们最头痛、也最感受到威胁的是不正当竞争者的假冒伪劣行为。华夏几无净土，这话好像夸张，但消费者又有几人没有尝其苦头？买物办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劣质，不仅指产品，也概括一切以劣造成的不良后果。建筑本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而现在的住宅楼有多少能授予“第一”的美称？这些制假行骗的人玩弄社会与消费者利益于股掌，就心态言，如俗话云：“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他们抱定大捞一把的投机心理，以此捷径谋取利润最大化，从而影响许多后继的浮躁者更为躁动，大有来不及赶乘末班车之势。他们也许始于浮躁，在一味“利使”的追逐中，有些人已经大大地越轨，在“高速公路”上公然敢于违反规则，不惜粉身碎骨；有些人却渐渐发现地平线上正在悬起社会公正的旗帜，转而平心静气，正视现实，开始合法的竞赛，于是少了浮躁，多了成熟。无论是谁，我以为还是少些浮躁的好，天下攘攘，并非人人皆供私利驱使，社会要进步，客观上必须使个人利益与利他、利国、利民统一起来。

    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社会的情绪色彩也会像万花筒里表现的那样，随着层面和内在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必然渐渐会有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越来越理性的思考，多元化社会所表现的一切，都应该给我们以启迪。因此，中国人千年难有的全民性的躁动不安以及一时的浮躁，不仅十分正常也完全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