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后期，谁也没有想到在地处北疆的内蒙古，飞奔出一匹出版界黑马——由贺雄飞主编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其中《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是我最先接触、也是给我印象极深的作品，因此对（1998.12）出版“黑马丛书”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颇有好感。

     1999年7月，我恰好到呼和浩特参加法制报的研讨会，按自己的习惯，新到一地先要抽空“视察”书店。这则日记就是拜访了新华书店后写的： 到了呼和浩特似乎有个心愿，很想买到黑马文丛的其它作品。奇怪的是，这应该是当地最大的书店了，营业员好像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丛书？？而且，当我问：“那么，有没有地产的图书呢？”她们还是摇头，让我震惊！我不知这样的事情，算不算一种耻辱？幸而，晚上，在市中心广场，于人流攒动的五光十色的商业化大潮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旧书摊，居然淘到《顾准文集》，仅拾元。回宾馆后感慨良多。随口诌出几句：

       思想不知何处在，

       “耻辱”皆在云天外。

        嚣嚣人头成壮观，

       世纪之交百事怪。

     然而，这才几年？黑马丛书身影却也消失了，黑马出版者不知后来在创造着什么，那些“民间思想者”又发表了什么？？？

读了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随手在边缘空白写了些感想——

    1、对自己思想有影响的几本书

   鲁迅《阿Q正传》、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赫尔岑《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都是上学期间读的，其中《阿Q正传》，是小学时最早看的小说，四大古典名著竟也是小学到初中光顾的。我自感这些作品多年的潜移默化，并不能明确到底如何提升着自己的思想。

   2、《耻辱者手记》则是唯一在读后让我惊愧汗颜的文集

     因为这本书，第一次知道世有“摩罗”。他以鲜明的当代意识和忧患自责，使思想显得沉重，文字时时如“恶魔”式的灵魂拷问，中国何曾有如此残酷的“耻辱”？！长期以来，有谁敢于这样剜心割肉般对现实无情剖析，相形之下，当下思想界、人文界、文化艺术界的麻木冷落让人感到又一种耻辱！巴金在《随感录》中说了一点关于人的良知，而舆论的表层（也许正是深层）都避开了耻辱和呼唤良知。摩罗们的孤独感，因此变得具体和可以理解。然而，这批丛书出版之后，似乎又沉寂起来。事实上，无处不在的无耻仍如泡沫蔓延，从眼前的单位、系统，不难听见或看见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家伙，是怎样的自私和无耻啊！

   3、思想的快乐与痛苦，都有久违的感觉。

    思想的快乐与痛苦，都与今人久违，岂只文人无耻，一批得意且得志的权力者，即使讲“剖析”，也做得上面无话可说，下面还要为他“摆好”。“被批评”感受是在“受表扬”。黑马的独立人格，重在讲个性的话语和未随俗众的思想，说出自己的话，看似简单却难矣哉！说出，并非是为了特别而特别，例如王朔的批判鲁迅。那么，开放至今（1976.10—1999），思想者究竟说出了哪些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我们应该有一本另类思想史。

    4、说出“常识”，也就是说出老百姓的大实话和科学家的真话，有时不乏惊心动魄的壮举。

    人类文明史的例证不胜枚举，地球是圆的，人要吃饭、要说话，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则是常识。一亩地产不了万斤更不要说十万百万斤粮食，这样的常识，一经说出，某个时候居然当了罪证被追究。说出常识（百姓的大白话、大实话）有时会成为惊心动魄的壮举，如同孩子大叫皇帝没有穿衣服。今天，许多时候，许多话不能说。如“绝对一致”这不是常识，而是“强制”，你说了不同意见，可能要倒霉。

    5、“绝对一致”是什么意思？！

     世上真有“绝对”的“一致”吗？可是上上下下都在说“绝对一致”！同“三忠于”、“四无限”如出一辙。一个机关，刮某“风”，众口一词，这时候，说出大实话绝非易事。

     文革中笔者下放某地，单位按上级部署评所谓五好，“条件”抄了几大张红纸，达标者必是“高大全”无疑。看“评选条件”，“实事求是”这个马列精髓仅杂于众“条件”之中。我发言说有谁真能做到“实事求是”？“五好”者有此“四字”可足矣！当时即冷场，鸦雀无声，一会，遭某几人讥笑，似乎我提了个不值一提的怪问题。主持者笑说评先进就要全面，不是只看某一条！时至今日，“实事求是”依然是各种评比条件的一个小小项，实令人费解。

    又如“讲学习”，举国刮起“形式风”，中国式的“学习”可谓五十年一贯制，机关单位乐得挂出“今日学习不办公”的招牌，群众上门碰壁，苦笑而已。单位内部，又是雷打不动的点名或签到（某厅长起了个大早，专门去某处观察下属部门上班情况，然后大讲特讲他的发现），又是不动脑筋的、人人大同小异的一通发言，到总结又是头头是道，所有人特别是各级领导思想大提高，足以上报材料自我表扬也。 而头头之学习，则更离谱，按级别享受不同待遇，住宾馆套房或党校标准间或就地关门自学，所谓排除干扰，保证学习。每人须写心得、小结、提纲、讲稿，要求照抄原文的须一万字，自我小结一千五，专题发言五千字。观全过程，形式已无可挑剔。上面派驻之督查组长总结说：只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形式），就有想不到的效果。厅局级们写“自我剖析”，不无得意地介绍其艰巨：写了一遍又一遍，稿子一次次重印（每次都打印和铅印），改十稿前九稿都作为密件销毁。有部门因为过分使用，导致复印机、切纸机废掉三四台。电脑复印纸一张二三角，耗费达几万张！加上住宾馆、招待所等等，费用十几万之巨，但任何机关都强调，政治第一，不计成本，若举国计算一下，该是多少个亿！！领导者自我表扬式的剖析，将腐败消解为“自我检查”，而且各级领导的剖析又被当作“三讲”的成绩加以总结。绝对一致的学习，实现了想当然的总结中的思想空前统一。据说某长们，开始几稿都被认为“不够深刻”、“不够高”，于是住宾馆套间，夜以继日反复按要求修改，有人累到发烧，打吊针坚持云云，这才“够深刻”、“够高度”。自欺和欺人本是一种人格的腐败，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会承认。 领导者借“自我批评”做文字游戏，动辄上万字，最后连“腐败”也在他的所谓“讲”中轻飘飘地消失了，而且还成了“认真自我批评”。最奇怪的是，“讲”只是由领导自己“讲”，并不让群众面对面地提问题，只须背靠背地打勾或×。过程上，什么第一阶段转第二、再转第三、第四阶段，均以“辉煌的形式”告终。思想没有了，更谈不上“探索”。新的僵化正在出现，一批动以形式的官僚，原地不动就称之为“转变”。没有任何实效，自然没有什么人注意，一场大规模的“讲”是没有结局的收场，至今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人，自己消失了，被人为地涂以单色，找到“解脱”，而又一个新的千年就这么失去人格的开始了！

  6、群众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

     原来以为不加入被控制的“话语圈”就叫沉默，现在发现，即使加入（表态、人云亦云、画勾打叉、参与活动）也还是一种沉默。因为没有个体的内心真实的表述和具有独立的意志、思想，但权力话语认为群众已经充分表达了、说话了。群众不必说话，只按要求匿名参加“测试”或“问卷”，用圆珠笔画勾打叉）。每次交卷，都以“98%以上满意率”的“一致”而顺利结束。有一次我和周围的几个都打了叉叉，结果宣布却是100%通过。没有人说话，因为根本没有让人讲的机会。

    至于媒体报道亦严格要求按“一致”发消息。群众早就预言了：又一次扎扎实实走过场！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考，没有思维的乐趣。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搞运动的嫌疑。所以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不留后遗症。这也是一段历史，同时代人看到了走过场和自我欣赏的把戏，那么沉默的内涵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说出话来，我想，后代会全然不知。历史必定存在种种选择的机会，史书上却用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必然论、命定论解释，好像当时那样做是因为那时只能如此！人被涂成按历史书写的那样的单色，只有这样，一切都可顺理成章按照当时的统一意志作出回答！ 所谓“自在”，不过自欺欺人。汪曾祺复出写了《受戒》，美文学自有存在的道理；然而，如果一个时代却因为这种现象普遍出现而失去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耻辱吧！进入九十年代，“自在”的文字波澜壮阔，无处不在，读来与现实、社会、时代的实际判若隔代，这就是“自在”吗？社会失语，大众追求闲情逸致，没有了个性，群亦模糊，难道20世纪就这么泛泛地消失？！

    7、人格与尊严，归根结底要仰经济鼻息

   被一浪浪运动淹没的各类人，个个依赖计划经济的工资糊口，不得不完全彻底服从“命令”，老右、老广（干部）以及唯唯诺诺的公务员无不如此。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给法制报老总上课，一番话让人惊出冷汗，他说：“给你那么一份工资，就是买下你这个人，自然买下了你的嘴巴啦，人格啦！”想想的确是这样，过去被戴各式“罪帽”的知识分子，是那么可怜，一月二三十元生活费硬撑着接受改造，看去服服帖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畏惧失去那点微薄的薪水？不就因为砸了“铁饭碗”无处可去？给法制报总编学习班上课的老师，在堂上有点炫耀地说：“我根本不动工资，也不知道每月多少钱。谁还靠那点死工资讨生活？”他们将本校讲课当副业，真正热心的主业是挣外快。一面鄙夷铁工资；一面有基本保障的死工资让他们得以搞活。所以，他们同时非常顾虑大气候会不会变化，因而多少注意收敛一点“独立人格”。作家刘心武在一篇文章中反复说，他靠劳动（写作）换来可观的稿费，使他和家人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刘比教授们更有“独立人格”的安全感。

  8、传统和正统造就的劝阻者和清洗者比比皆是

    如鲁迅先生笔下的企图打开一扇铁屋窗子的叛逆者，其言行一出，立即遭四面八方卫道者唾沫包围。我们何尝没有渐渐成熟为新的劝阻者和清洗者，从中学起，到社会工作的长时间里，如果不愿意和害怕被批评、批判、被斗争，你就得参与劝阻和清洗别人的活动，须积极表态，声讨（文革为最），有的人一反常态，无情地对别人落井下石（仍以十年浩劫为烈）。你没有自己的人格，有的只是人云亦云，唯恐被怀疑有异端思想。

     在日子平和的年代，平庸是所谓思想的实质。平庸岂是长者的专利，如今自以为开放的一代代人，思想里又有几多新鲜的经过思考理解了的东西。尤为可悲的是，许多人到了耳顺之年，也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也并不清楚何谓自由独立的人格。回顾自己一生，虽有些许经历，忽然发现即使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也并没有特别想说的话！同时，也不曾真正思考什么有价值的问题，从而使思想多少拥有一点色彩。走到了人生边缘，才感觉出一种没有思想的无奈。

     回忆自己独立个性的显示，大约都在为别人伸张正义的时候。在县上，对小单位头头的十足官气，公开表示不满，同时支持另一位兰州下放的女性对该头头的批评，职工们主动到住处表示声援。从下放县回来参加学习班，为一位中干“少年时被写：参加特务组织”辩论，军宣队用所谓刘胡兰15岁就如何如何，来证明此中干的问题。我态度强烈，认为这样类比、分析问题是形而上学、全凭主观推测。事后，得到文化局许多人的赞许，当事人表示感激。又如老梁栋，革命一生却因为过去的情况复杂，连一份清楚的简历都没有。我利用外调他问题的机会，回来后给他写出一份完整的档案，他说现在才有了说话的权利。在地区剧团为一位无端被某些人以所谓“四人帮”文艺黑线代理人批判，我多次在大会为她（一个女演员）据理力争。到报社后，直接顶厅长，为两位编辑争取到正科；厅党组号召根据周恩来关于官僚主义的十几种表现对照学习后，对厅领导提意见，我代表报社提了一些领导不关心群众的意见并概括为存在冷漠的官僚主义，因此得罪了一些有权者，知情者私下告诉我：你的发言厅长们很生气，认为有什么个人原因，竟然说“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认为人必须有自己的是非，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