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因为写商业送货下乡的剧本，特意找当时的一位先进人物、供销社某主任采访，不料他恰好去辖区的李湾大队，我本就认识他，于是也去了那个地方。不几天，他去县汇报工作先离开了。我仍住他住的地方，了解情况。社员们弄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也没人过问。每天同大家一起干活，到处有社员叫我去他地里，我一时间成了颇受欢迎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每天晚上在夜校随我学歌。

    这地方过去乃商旅过道，曾经繁华过，街道是一条石板路，社员分住路两边，人口密集，门对门地说话，夹杂了川味，喝四川烧酒，爱吃豆花面，说的多四川的事。他们房背后就是自留地，都种菜，逢集拿到碧口镇或者四川的姚渡卖。这个队最大特点是没有地主富农，成份最高为一户上中农，干部认为所谓阶级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

  从外地参加社教后回来当了书记的周四信，40岁，因为死了“妇人”，每天背着儿子转悠，不劳动，工分照记，加上爱骂人，村里人对他不满，但又害怕得罪大队干部。当年高中毕业回乡女青年周朵儿为此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也就是体现了当时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引起一片哗然。这个姑娘性子泼辣、说话爽朗，有朝气，在青年人中很有影响。同她谈话，周说：“我们知青回乡，应该敢于坚持真理，不然活着有什么意思？”她的作为受到公社乃至县委重视，迅速从平地“上升”，很快从铁姑娘突击队长提拔至公社副主任，再调到县上准备有大用，从成群的农村青年中冒出来，活得有滋有味。恰四人帮垮台，不过这并不是她政治的终点，她竟仍然上调县革委会，很吃得开，与头头们非常接近。那时，我见到她，听其不无夸张地说：“我现在要学业务，如今搞业务吃香。”周有代表性，没有任何悔悟，对“四”时的日子怀念不已；对现在的变化一概不满，尤其对农村承包全盘否定。“我回去一看，这咋搞的哟，地都分了，社员堵住书记问：要闹到哪个程度嘛？！我说这哪有社会主义？单干了，干部还要不要？”看着她，想起在李湾的日子，那时候她回乡不久，见了我说：“知识青年苦闷得很，没有活动，不能发挥作用！”后来，第一个对大队书记“反潮流”，很容易地从潮流中凸现出来，由弄潮儿到幸运儿。但周毕竟在“四人帮”倒台后政治失意，就她个人而言，也是更加不择手段追求私欲的内在原因，后来谁也想不到的结局——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因为一场畸形恋情而杀人，从弄潮到幸运地步入有光环的前途到“溺水”彻底沉沦。周的这段人生轨迹在1974--1980年，其感情纠葛应该说与社会变迁、时代走向有密切联系。周这样的人浮出水面并“鼓噪一时”的弄潮儿，在中国并非一人一事，而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1981年，我调回省又奉命到原下放地参加地区文化工作会，会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李湾所在县，因为之前已经来人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女主角就是我认识的周朵儿。早在公社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说她与公社孙书记关系暧昧，两人一直谋划，终于杀了孙妻。捕前，周像没事人正与一些人喝酒，次日睡到十点，由安排的人叫她：“有份文件，让你去找找。”周嘟嘟嚷嚷：“吵莫子事哟！”抓了后，还问：“你们搞么名堂吔！”在看守所给家捎信说：“我很好，你们给我留张照片，只当没有这个女儿了。”孙妻死后大办丧事，娘家人告状，开棺验尸后怀疑系活活勒死。

  问题是周这6年的经历，她怎样一步步在“政界”发迹落寞，最后又为“情”而动杀心且那么凶残？！“四”时，冒出一批那个时代才有的“幸运儿”，孙书记也是从农村基层一台台上到公社书记，并内定县级后备干部。这都是我当时的问号及思考。

  我先去地区中院、检察院、公安局看案卷。周朵儿的路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一个回乡女知青，热情、泼辣、“敢于反潮流”、能说会道又是学大寨突击队长，很容易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后来果然当了公社副主任。遗憾的是，不久与公社书记孙——另一当时的从基层上升的“政治新秀”，“勾搭成奸”。二人心理并不复杂，一步步为“情”终于一起动手杀了张妻。报纸和武都人皆一言蔽之曰：陈世美也！周的特点是为了全部得到所爱而不顾一切，爱与性的烈火中无一“下流语”，颇有爱情至上的味道。看卷时，同审判员们聊天，都有同感,爱情如此投入、专一，如果没有爱错、值得爱该有多好，从文艺角度说何尝不是有内涵的题材。在地区看了案卷后，到周所在县进一步了解案情，有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是：参与杀人的另两名女青年，完全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帮忙”，根本不考虑后果。当地人无不议论纷纷，说封建社会陈世美铡了，秦香莲没死；今天，反而孙某还活着，老婆被杀了！民间传说很多，如说死者瞳孔保留了凶手模样，完全是离奇的编造，却帮了公安，罪犯心虚，听后心理压力很大，孙被抓当天就和盘交代了。公安局刑侦队长，听说我是记者，又看过全部案卷，打消了顾虑扯开话匣子。一个让人震撼的细节是，他随身带着一张给中院和纪委的“声明”，表示他为捍卫真理，绝不屈服，不怕打击报复并准备斗争到底。显然这起案子开始遇到重重阻力，其中有来自县某领导的压力。他说案件结得漂亮，省地县都满意，可个人因此得罪一批人，在这个小县，他和家人就面临巨大的威胁。

  我又到周、孙案的被害人家，被害人母亲，在巷口摆一卖蒸笼的摊子，见省上来人马上收摊回家。死者的亲人：嫂子，四川人，说话时瞪圆眼睛，嘴巴子利落；弟弟承担二亩多地，每天要走五里去务弄，正好回来取农药喷器；妹夫在招待所当大师傅，曾在周当副主任的公社做饭，仍习惯地呼“周主任”。母亲说;“炭口好封，人口难封！”父亲已七十多了，看戏专看《秦香莲》，每看必哭。他们说孙过去同妻子感情不错，自周“勾”上，几次策划害妻，没有做成，最后一次是去年元旦，夫妻回娘家后，孙恶声恶气催促妻子到医院看病，说病越来越重了。2号晚看秦腔《铁弓缘》，李逢人就大声说：“我领她（妻子）看病来了！”3号夫妻拿了“药”，白天就回去了。4号，有人来嚷嚷：“出大事了！”“药吃错了！”“出人命了！”娘家人立刻赶去，棺材坑都挖了。孙一见岳母嚎啕大哭：“我命哭哇，把她留不住......”岳母喊：“我们不信！绝对是害死的！”

  可是，一审判决一出，舆论大哗，孙并没有判死刑，当地反响极大，受害人一家闹到地区。县公安局刑侦队长坚持侦查无误，将所有证据直接送公安部，高院重审后改判。1981.10.4省报刊登《处决‘陈世美’ 方平众人愤》的消息：“因杀害妻子被群众称之为今日‘陈世美’的孙某某，已由死缓改判死刑，于九月十七日正法。”孙趁妻子服感冒药，骗她“吃下大量安眠药”，当晚，与周朵儿和另一被利用的女青年，三人“用布带勒颈”杀死其妻。该案一审，地区中院“于八零年十二月判处孙某某死刑、周朵儿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孙不服提起上诉”。省高院于八一年元月“改判为死缓”。引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死者家属多次上访”。后高院发现“判处不当”，“改判”孙某某“死刑”。       1986年，我到女监采访，见到被判二十年、在那里服刑的周，因为表现好，成了“犯人积极分子”的头头，甚至可以外出为犯人“采买必须物品”。见到我，颇感意外，说：“想不到还有人来看我，报上常见你的名字，就猜会不会是你。”“现在想过去的事，简直是场噩梦，自己为什么那么傻？！那么痴情？！”“将来刑满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 返兰的一路，不时想到服刑中的周朵儿，如果并没有犯事，她可能已经是那个县的某部门头头或者就是一名副县长，但这绝非用一念之差可以解释，她的漂浮和泛起，被当时许多人视为弄潮儿、幸运儿，同他们的言行与“四”的所谓“反潮流”和那个年代提倡的行为相关。而从高峰跌落谷底，沉沦为罪犯，从弄潮到溺水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政治与生活的轨迹与一定的环境和时代需要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