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君娜（1995-），女，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人。2017年6月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2020年6月上海师大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湖南）湖湘文化与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会员。在中小学就读时，曾在湖南的《小学生导刊》和《科教新报》、北京的《作文导报》和《语文导报》、吉林的《作文评点报》和《阅读与作文》、《优秀作文评选》，以及“百度作文练考网”等报刊、网络上发表文章多篇。在大学时，书法作品荣获过省级奖项。在江西师大和上海师大就读时，曾在湖南的《长江信息报》、贵州的《当代教育》、北京的《中华读书报》、上海的《上海地方志》等报刊上发文多篇；利用寒暑假义务参加国家级研究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在湖南省岳阳市的相关工作，参编其调研成果丛书之湖南省专题卷《湖湘的“南京大屠杀”》，并有与人合写的调查文章收入。

李耕拓（1966-），男，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人。中小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湖南省）湖湘文化与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岳阳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成员。已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书籍、网站上，如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百科知识》《小百科》《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上海的《语文学习》和《咬文嚼字》《中学科技》、山西的《语文教学通讯》和《语文报》《科学之友》、陕西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和《中学生物教学》、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湖南的《湖南教育》《初中生》《科教新报》等，发表教研论文（涉及小学的语文教材，初中的语文、历史、地理、生物学、生命与健康常识等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和大学的语文、历史教材，乃至对《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等权威工具书的纠错等）、新闻作品、文史作品、科普作品、诗歌等，约500篇首。其中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二等奖、优秀奖等奖项；多篇科普作品荣获省、市一、二等奖，并有多篇被杂志、网站转载，有的被选作阅读练习题和中考阅读试题。利用课余时间义务参加国家级研究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作，参编其调研成果丛书岳阳市综合卷（1卷）和专题卷（两卷）共3卷（修订版）以及湖南省专题卷《湖湘的“南京大屠杀”》，并任副主编之一。此外，担任学校学生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或社长10多年，指导社员和班里学生在国家级和省、市、县级报刊、书籍、网站上，发表诗文作品约260篇首，其中多篇首获国家、省、市级奖。

【内容提示】

将”，在1940年4月24日晨乘装甲车驶过岳阳城东的望城岭时，被抗日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炸成重伤，几天后在医院毙命。但蹊跷的是，“死”于岳阳的“池田直三少将”居然稍后率部参加了在湖北进行的“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6月29日），并且于6月17日又“被击毙”。更蹊跷的是，同年11月30日在上海编成的日军第11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其第一任旅团长居然又是“池田直三少将”！这一切，使“池田直三”其人显得迷雾重重：他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三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他怎么死了两次？在他们或他的身上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

一、日军“池田少将”第一次“死”于湖南岳阳

“轰隆！”一声巨响，在1940年4月24日的早晨从湖南省岳阳县城东的望城岭（今属岳阳市岳阳楼区）传开。被炸的装甲车上坐着侵驻岳阳的日军第11军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少将”，他被炸成重伤。几天后，“池田少将”不治身亡。

对此，后来有不少资料都有记载。除了个别资料只说他被炸重伤外，而大多数资料说他因此而毙命。

由岳阳市政协刘美炎和唐华元主编的《岳阳百年大事记》1940年“日军池田少将触雷”条记载：“4月23日深夜，第九战区游击队在岳阳城东望城坡埋设地雷。次（日）晨，日军池田少将乘装甲车驶过，触雷爆炸，池田负重伤。”（第358页。香港·国际展望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黄柏良等主编的《岳阳县志》“大事记”记载：1940年“4月，第九战区游击队于23日夜在岳阳城东望城岭埋设地雷，24日晨，日军池田少将乘装甲车驶过，触雷被炸，池田重伤，不久毙命。”（第2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罗玉明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第二章介绍：“1940年4月23日，岳阳一支游击队在望城坡埋设地雷，将日军池田少将乘坐的装甲车炸毁，池田受伤后毙命。”(第3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中共岳阳市委党史市志办公室的“岳阳市情网  古今大事”记载：1940年4月24日，驻岳日军少将池田率兵乘装甲车经过岳阳城郊望城岭，触游击队埋设的地雷负重伤，5月1日毙命。

但其中的“少将池田”到底是什么身份、职务，上述资料语焉不详。岳阳市的文史专家邓建龙先生在他的《城郊的胜利烽火——岳阳人民组织多支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作战》一文（《岳阳日报》2015年9月2日）中，说得很明确：日军占领岳阳后在城内设有第6师团第11旅团司令部，被炸的就是“驻守岳阳城区的日军旅团长池田直三”，他被日军立即送往冷水铺的野战医院抢救，终因伤重于5月1日毙命。

由此已经明确，被炸成重伤而死的“池田直三”（姓“池田”、名“直三”），是侵华日军第11军第6师团第11旅团的旅团长。

二、“池田少将”率部参加枣宜会战，第二次“被击毙”

蹊跷的是，在“池田直三少将”死于岳阳之时，作为第11旅团旅团长的他居然已经率部来到了湖北，开始参加“枣宜会战”（日寇又称攻占宜昌作战、宜昌作战，1940年5月1日至6月29日、18日？），并且于6月17日“被击毙”。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驻华中的第11军为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在会战中，国民党第5战区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2015年修订版。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中卷，在“战前概况”介绍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部队说：有“从江南调来的第40师、第6师池田支队”等（第417页。注：这里的“师”即通常所说的“师团”）；在“会战经过”中介绍说：“5月4日，日军第39师和第6师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第5战区中央集团发起攻击，次日，突破守军高成、安居镇一线阵地。”（第418页）“（6月）8日，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江陵、沙市。”（第422页）。

据百度百科的“枣宜会战”词条介绍，这个“池田支队”以第6师团3个步兵大队及1个山炮兵大队为基干组成，支队长为步兵第11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

另据其他资料，由于日军破获了中国军队的电报，第5战区右翼集团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被近6000余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最后殉国。他也是二战盟军中牺牲的最高军衔的将领。而池田支队就是杀害张将军的罪魁祸首之一。5月10日，池田支队奉命同第13师团、第39两师团围歼张将军亲自率领、已渡过汉水进入东岸的5个师。16日晨，第39师团9时在宜城东北约10公里的沟圆附近山地时，接到其通信部队的情报：“敌第33集团军总部即在沟圆”。于是，日寇蜂拥而至，张将军所部陷入数倍于我的日寇包围之中，自上午激战至下午5时，他也壮烈阵亡。

宜昌市政协文史编研员刘思华、史元杰先生的《张自忠将军与枣宜会战》（中国黄埔军校网）一文，这样介绍池田直三被击毙的前后情况：“于是彭善第十八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王仲廉第八十五军三十二师于6月16日猛烈反攻宜昌、当阳。次日，彭善部第一九九师继续攻击宜昌市区之日军，冯治安部猛攻当阳之敌，截断了荆门、当阳日军的交通线，并毙敌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一旅团长池田直三，同时向荆门日军攻击。”

《三峡晚报》2015年6月12日的《75年前的今天，宜昌沦陷，所有宜昌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一文，对1940年6月的“池田直三”之死有同样的介绍。

三、“池田直三”的两次死亡揭秘

就在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死”了两次的同一年年底，在上海又冒出了一个日军第11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第一任旅团长也是“少将池田直三”。据日本国内“日本陆海军事典”网的记载和百度百科之“日军师团”词条等，该旅团成立于11月30日，但直到年底池田直三才就任这一职务（整个任职时间为1940年12月31日-1941年10月10日）。该旅团是在上海由日军原精锐部队——第5师团的残部重新组合改编而成的。

第5师团又名广岛师团，1888年春天编成，是日本编组最早的7个师团之一，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的17个常备师团之一。最为中国人所知的是第19任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因此该师团也被中国人称作“板垣师团”。1931年，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第2课课长的板垣征四郎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狼狈为奸，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后又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七七事变爆发不久，第5师团在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指挥下奉命来到中国。该师团下辖步兵第9旅团、步兵第21旅团、骑兵第5联队等。随后，该师团曾创下在中国战场先后同70余个师对阵的纪录，其间除了在平型关被八路军伏击、在台儿庄被张自忠部给打败外，在别的战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败绩的，打得国军溃不成军，或望风而逃，因此有“钢军”之称。该师团还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直到在1939年12月－1940年1月11日的著名广西南宁昆仑关战役，第5师团才被拥有4万人的国军唯一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将打残。28000人的日军王牌第5师团几被歼灭，残废和轻重伤者难以计数，残部约3000多人，已名存实亡。特别是日本侵略军最得意，而且是唯一一支号称“钢军”王牌劲旅的第21旅团死伤5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和接任代理旅团长的步兵第42联队联队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官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等，均被击毙；班长以上军官阵亡85%以上。因其“钢军”带尖镶毛边的军旗被自己提前烧毁，军旗毁灭，这支“钢军”也就从广西昆仑关上灭亡了，从此退出中国战场。此后第5师团残部撤到上海，经休整扩充后改编为负责治安的混成旅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

关于上述的3个“池田直三”——在湖南岳阳被炸成重伤而死的第11军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少将池田直三，在湖北“枣宜会战”被击毙的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少将池田直三，第11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旅团长、少将池田直三，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还是他只是同一个人？

生活中同名同姓的人是存在的，在军政要人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上述3个节点的“池田直三”是不同的两个人、三个人，有关资料可能会做出必要的说明以免混淆，但笔者所接触到的这些资料无一这样做，同时这些“池田直三”的职务前后相接，军衔一致，所以几乎可以排除他们是同名同姓的3个人的可能性，为两个人的可能性也不大，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最大。此外，再如“池田直三”由第11旅团旅团长一职而接任新组建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旅团长，可能正好与他任职的第6师团在当年11月撤销两个旅团编制有关，同时也可能与第11旅团的名气同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班底、原来牛气冲天的第5师团不相上下有关。因此，上述“池田直三”当为同一个人。

但是，这里有几个大大的疑问：在第6师团第11旅团旅团长任上的池田直三怎么会“死了”两次？已经“死”了两次的人又怎么可能再担任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少将旅团长一职呢？这不是在说“鬼话”吗？

其实，从上面的介绍可知被传在湖南岳阳被炸成重伤的“池田直三”并没有被炸死，因为他随后率部参加了在湖北进行的“枣宜会战”。在岳阳传出池田直三的“死讯”，可能是日军为了便于他率部参加枣宜会战而放出的“烟雾弹”，或是其他人的误传。如果确实被炸的是池田直三，他有可能没有受伤，或者只是受了轻伤。如果他真的在岳阳死亡或者受了重伤，他怎么会率部参加其后的“枣宜会战”，乃至被“击毙”，再次死亡呢？甚至有可能被炸的根本就不是池田直三，而是代替他巡视的部下，因为大战在即，池田直三此时可能就已经率部离开岳阳了。因此，这次池田直三不是被炸死，而是“诈死”。

兵不厌诈。欺诈在军事上是屡见不鲜的。如日军其后在阴谋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之时，就通过调动部队和策划大云山之战等使第9战区判断失误。1941年8月，作为日寇主力之一、原来担任守备任务的第6师团就于武岳道（武汉到岳阳的公路）上往来调动，并故意放言要调往他处。9月3日，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突然进驻岳阳西塘，第二天亲临托坝高地视察。而忠防、桃林等处的日寇各自增加到7000-8000人。9月7日，第6师团第13联队及第45联队分两路进犯，形成了对大云山守军阵地的包围之势，由此启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前哨战——大云山之战。双方在此鏖战10天，最后第9战区投入了5个主力师的兵力，而日军也由第40师团接替第6师团，并派出荒木支队支援。在双方酣战之时，日军以强大兵力一举突破国军的新墙河防线，以大云山扫荡掩护主力进攻的企图基本得逞。加上国军的密码被日军破译等，导致第9战区在这次会战中几乎处处被动挨打。（李宣钊《浴血新墙河——湘北正面战场抗战纪实》，第114、144-145页，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而池田直三在“枣宜会战”中的6月17日被“击毙”，同样也可能是误传，或许是把他受伤说成是“击毙”了。其实，在一些重要的资料中并没有池田直三在“枣宜会战”中被“击毙”的说法。如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等的“枣宜会战”词条，以及多篇有关抗战时被中国军民被击毙的日军将领的文章，都没有提到此事。特别是《刽子手的下场：抗战时被中国军民被击毙的日军将领》一文（中华网>军事，2014-06-20），提到在枣宜会战中第30集团军6月3日在江西瑞昌近郊击毙了独立混成第14旅团少将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后追晋陆军中将），但并未提到击毙池田直三一事。

巧合的是，此类“乌龙事件”在池田直三后于1941年率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参加过的江西上高会战（1941年3月14日至4月9日）中也出现了。军事小说作家杜青在《国民革命军第74军来龙去脉》（360个人图书馆）一文中介绍，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为上高会战中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将领是第34师团的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少将，后来才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岩永汪又出现在1944年的湖南衡阳保卫战中。第一手的回忆资料大多认为岩永汪只是重伤，但在统计时有人喜欢把“毙伤”（击毙、击伤）放到一起统计，以致以讹传讹，毙伤成了击毙，也因此无形中扩大了上高会战的战果。其实，在当时不仅是岩永汪甚至34师团长大贺茂都曾误传被击毙，甚至连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的通报中都提到了。后来回到南昌的大贺茂自杀未成，消息传出中国军方才知道大贺茂被击毙是个假消息。

其实，类似的误传、误记甚至有可能有意为之，在岳阳的抗战史上还可以找到几例。

在1939年湘北冬季扫荡战中，可以找到两例。有记者12月26日自汨罗发出新闻稿称：当日早晨我军在岳阳东南之灵官庙附近设伏，击毁由岳阳南下的满载敌官兵之汽车多辆，车中之敌炮兵中将熊野××、少将山川××及士兵甚众均被我击毙，并夺获军械文件无算。

1940年1月3日，岳阳新开塘敌军从同古坳、天福桥、石口等处向我老屋王家、昆山猛犯，面对火力强大的敌寇我军官兵仍从容抵抗，从早到晚数度肉搏；4日晨，日寇援军云集，愈战愈急，形势危急，多亏我小组游击队袭入日军后方，斩敌高级指挥官岗均少将，日军形势大挫，我方转危为安。（以上两例转自：李宣钊《浴血新墙河——湘北正面战场抗战纪实》，第96页、95页，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这里所提到的两次击毙日军将领之事，笔者没有找到其他资料的佐证。

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徐许斌先生主要根据1941年11月25日和1942年2月14日长沙《阵中日报》的相关内容，曾写了《国民党部队在平江抗战片段》一文（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岳阳文史》第9辑第21-24页，1995年6月印行）。该文在“兴隆山争夺战”一节中记述：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长沙时，21日上午中国守军东台部队在平江伍公市（今伍市镇，与汨罗新市镇接壤）一线猛烈反击侵入的日军第3师团等。敌死守伍公市渡口，少将指挥官山下五三郎被击毙。午后敌军第3师团猛烈反击，兴隆山又陷于敌手。

但关于“少将指挥官山下五三郎被击毙”的记载或类似的记载，笔者在岳阳市相关的书籍、网络等资料中都没有发现，这可能有文史工作者的遗漏、忽略，但更主要的可能是这一说法不实，他们没有采信。此外，在前述多篇有关抗战时期被中国军民被击毙的日军将领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而在有关侵华日军编制和主官的许多文章中，也没有出现这一名字。关于“山下五三郎”，笔者只在一家日本网站上介绍“步兵第2联队”时，有一名为此名的人曾任联队长，任职时间为1916.8.18-1919.7.24。据此来看，日军侵华时他到过中国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参与了侵华战争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也很可能不是主官；他在岳阳平江被击毙的说法也不实。

尽管池田直三这一将官未能被中国军民所击毙，但无损于岳阳人民、湖南人民、湖北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为抗日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池田直三逃脱了中国人民对他的惩罚，但他率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侵略行径仍然是不可饶恕的。